、品行正’的高档人才。一个企业的厂长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厂长是企业兴旺或者衰败的标志。厂长肩上的担子千斤重，身上的责任相当大，素质要求相当高。在一个企业里，厂长是一面旗帜，什么颜色，是红旗还是黑旗，厂长就是象征；厂长又是一名号手，什么行动，是冲锋号还是撤兵号，厂长就是号音；厂长又是一名舵手，什么航向，是左还是右，厂长就是指南；厂长又是一个火车头，什么马力，开向何处，厂长就是开足的蒸气机；厂长还应是一块磁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周围金属都要被其吸引。治国需要政治家，打仗需要军事家，演唱需要艺术家，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大批企业家。我认为，企业家比前面几个家要求更严更高。企业家不仅要有军事家的指挥才能，思想家的分析能力，理论家的认识水平，还要有经济学家的头脑、政治家的风度、艺术家的表演技巧。作为一名厂长，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呢？我认为，厂长应当具有八种精神、八种能力、八个方面的知识。八种精神即：1。吃苦精神；2。牺牲精神；3。忘我精神；4。求实精神；5。学习精神；6。开创精神；7。负责精神；8。冒险精神。八种能力即：1。决策能力；2。指挥能力；3。演说能力；4。综合能力；5。决断能力；6。凝聚能力；7。适应能力；8。组织能力。八个方面的知识即：1。哲学知识；2。文学知识；3。历史知识；4。经济学知识；5。心理学知识；6。社会学知识；7。军事知识；8。专业知识。以上这些标准要求，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也不高。如果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过硬本领、拼搏精神，你又怎能当好厂长呢？即使你碰巧干上了，你又怎能干好厂长呢？”
“是你们请我来讲的！”（2）
“有的人当了厂长，或者是当了干部，坐在岗位上，犹如一个摇篮中的婴儿，吃、喝、拉、尿都指望保姆照顾，离开保姆就活不成。这种‘襁褓婴儿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岗位上，上面有什么指示，全文传达给下面；下面有什么情况全部传达给上面。自己不动脑筋，不花力气，这种‘转播站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坐在干部的岗位上，好似一个算盘珠子，上面拨一下动一下，不拨就不动，这种‘算盘珠子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管理一个摊子，多少年下来，‘两个茶杯还是两个茶杯’，原地踏步，无变化，无发展，这种‘保管员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位置上，掌权不推、享福不推，出了问题，全推，全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种‘嘴歪怪茶壶漏’的人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企业干部的岗位上，却心怀鬼胎，打小算盘，‘吃里扒外’，这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人能当好厂长吗？种种道理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坐厂长这个岗位犹如一个冠军上台领奖一样，荣耀是荣耀，然而要夺取冠军称号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个位置决不是靠玩嘴就能奏效的。”
何大福的演讲声音宏亮、抑扬顿挫、引人入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那次学习班，规定所有发言只有二小时左右的时间，最多三小时，可何大福从早上八点一直讲到中午十二点，还没讲完。课堂上许多人齐声呼喊：“下午再继续讲。”主办单位只得满足大家的要求，要何大福下午继续上课。下午他又继续讲了两个小时，气氛仍然高涨无比。
按理说，何大福的这堂课，气氛这么好，效果这样显著，对他怎样称赞也不过分。可是，问题偏偏出在何大福的“画蛇添足”上。当时他看到大家这么喜欢听，氛围又这么好，大部分又是熟人，心想，我来发言是为全县讲的，又不光为金箔厂干部讲的，光举金箔厂例子还不够，如果引用本县各单位的例子说明情况不是更好吗？于是，他“画蛇添足”，在课堂上竟评头论足，搞起了“活水煮活鱼”！
金东县有一个70年代初开采出来的小铁矿，开了十几年，到80年代末，基本无矿可采了。原任矿长在别人帮助下，找人用手工敲出来一种纯黄铜火锅，工艺精湛，作为下一步生存的当家产品。小批量进入市场后广受欢迎，送人自用都不错。可年产量只有一万只不到，满足不了市场要求，连军区司令员要一只火锅，都要找人批条子，可见紧张程度。现任矿长上任多年，仍维持这种紧张状况，只保单位职工糊糊嘴，从不思扩大、不思发展。何大福在课堂上对这位矿长说，什么叫保管员式厂长呢？你这种行为就是保管员式厂长。你们有没有想想，金东县江南省金陵市有多少户家庭，有多少个餐厅？现在时代变了，北方火锅南方化了，如果这些地方都要用我们火锅，我们再请人设计一种流水作业的火锅，那我们的市场就大了！加工制造生产线，将年产从一万只扩大到十万只、百万只，那我们的产值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说得那位矿长连连点头。
金东县有一个全县最大的机械厂，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装备一流。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叫他们生产手扶拖拉机，供应全县农村，顺销周边地区，全凭计划单生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手扶拖拉机用量骤减，政府又不下单，企业生产立即瘫痪下来，日子相当难过，企业领导和员工老是在那儿埋怨，等待政府下任务。课堂上，何大福对机械厂厂长说：“什么叫襁褓婴儿式厂长呢？你们这种思想就是襁褓婴儿式厂长。现在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了，你们能不能到市场上搞些调研，生产些市场需要的其他产品呢？隔壁那个县，技术装备都不如你们，他们生产的农用车，很受农民欢迎，供不应求，你们为什么不能生产呢？”
“是你们请我来讲的！”（3）
金东县还有一个印刷厂，建厂时间与金箔厂一样，都是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印刷业务猛增，可是这个厂只有两排小平房，几台小型单开印刷机，只能印印书本、报表之类，发展不起来。面对此状，厂领导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整天怪这怪那。怪县里不投钱，不找地方，不盖新厂房。何大福对印刷厂厂长说：“现在，我们还指望政府包办一切，这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我们不能再‘嘴歪怪茶壶漏’了，应当找找我们自身的原因，主动进入市场，开创新开地！”
……
当时，何大福越讲越激动，基本上将金东县所有企业都“点遍”了，无论是褒是贬，所有“学员”和旁听的谁也没在意。他在那里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听众都跟着他的思路走，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讲完课，何大福骑着自行车出校门的时候，“学员”中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天我们都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全在听何大福教训呢！”这一说竟把大家说醒了：“是啊！今天我们哪个厂没被何大福指责过啊！”
“哎！是啊！当时还没在意，现在想想何大福真的将我们大家都骂了个遍啊！”有人大声叫了起来。
“他不是和我们平级的吗？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呢？”有人气忿了。
“他说得比唱得好听，他们厂比我们厂好多少啊？”
霎那间，学习班的“效果”走向了反面，很多人“义愤填膺”起来，有人煽动地说：“找工业局局长去，找党校校长去，让我们上的什么课？！听的什么东西！”
当晚，县委书记朱有才，县长万庆彪听取工业局钱仁德局长、党校柯合清校长关于何大福讲话的情况汇报。朱有才边听边气，直拍桌子：“他何大福太狂妄了，既不是书记县长，又不是工业局长，有什么资格训这个、训那个？谁给他这个权力的？”讨论了半天，最后结论是：何大福指名道姓骂这个训那个太过分，必须严肃处理。朱有才本来就对何大福有看法，提出直接免去何大福职务，以平全县厂长经理们的“民愤”；万庆彪忍了半天没作声，最后向书记求情，说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工业局钱局长生怕免去何大福职务，再找不到合适的人，日后厂里搞不好，给他添麻烦，他说：“我看是不是依照县长意见，我们党委集体出面找他谈话，指出他错误的严重性，要他做深刻检查，看看态度再说？”柯合清校长认为事情与他无关，随领导怎么定。最后，朱有才说：“就依你们意见，不认错立马下掉！”
何大福讲完话回到厂里，乐滋滋的，以为圆满完成了工业局交待的“政治任务”。惹出这么大的祸来，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当第二天工业局五位党委委员集体找何大福谈话，传达县委、县政府两位主要领导意见时，何大福懵了！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想了想他的演讲之后，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动了肝火：“我检查什么？第一，是你们请我去讲的，又不是我要去讲的；第二，我是在会上讲的，又不是在会下讲的，毛主席都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第三，我去讲话，等于是老师，坐在下面听的，等于是学生，课堂上老师批评学生有多大错呢？”
五位党委成员中有三名工业局长，听了何大福的申诉，个个都无言以答，谈话成了僵局，不了了之。还是钱局长会当局长，他跑到县委朱书记那儿说：“何大福态度还是很好的，认识还不错。”将朱有才书记的气讲消了。此事后来没再追查。但何大福气却没有消，他将那次演讲稿整理成文章，后来编辑在他的论文集里。那篇文章，成了金箔厂培养造就自己的企业干部唯一的衡量考核标准。后来，有人称金箔厂是培养企业干部的摇篮。而所有出来的干部，几乎都能讲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可惜，当时在场的那么多其他企业干部，由于“情绪”替代了“理性”，不仅后来失去了生存的“舞台”，被历史所淘汰；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也全部在改革开放中“关停并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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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搞“两个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