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宏贴好大字报，就到工业局告状去了。钱仁德很快打电话通知何大福去工业局。何大福一到局长办公室，钱局长、工交党委书记、抓工业的副县长和县委组织部长都坐在那儿等他了。
“听说你没经过组织批准，就宣布免去王志宏副厂长职务了？”钱局长开门见山。
“是的。”何大福答道。
“为什么？”钱局长问。
“他工作能力太差，厂里这几年凡是闹事的事都有他。”何大福说。
“不管你理由千条万条，你这样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知道吗？”县委组织部长说。
“这我懂，但现在改革开放，企业应当有自主权了，这是中央改革文件讲到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大福据理力争。
组织部长严肃地插话：“可是人事制度还没有改革，干部的任免权还没下放。如果这个权都下放了，那我们党的领导究竟在领导什么呢？”
“我不管这些，我已经宣布免掉了，你们看怎么办吧？”何大福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办？改过来，宣布免职决定无效。”组织部长态度鲜明。
“那不可能，除非……”何大福说。
“除非什么？”工交党委书记王长江急切地问。
“除非免掉我的职务，我不干了，你们再叫谁干，我管不了。”何大福犟劲上来了。
“这叫什么话！你这是共产党的干部讲的话吗？”组织部长好像也耐不住性子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到金箔厂什么条件都没提过，什么要求也没讲过，只要求一句话：我必须说话算数！今天，我既然说话不算数了，那要我怎么干？我说到做不到，等于放了空炮，那我还有什么威信？叫我怎么再干下去？这样吧，大家都看过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 》吧！杨子荣和小炉匠在座山雕面前闹了起来，最后杨子荣说，三爷，留他留我，你看着办吧！今天你们就是座山雕，我是小炉匠还是杨子荣，你们定吧！”何大福说完，一声也不吭了。
会场寂静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钱局长转了一个弯，他深知何大福与王志宏孰轻孰重。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以后，企业越办越好，而且交给局里的管理费是全县工业系统最高的，使他这个局长位子越坐越稳。他生怕闹僵了，金箔厂出现混乱。于是他息事宁人地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金箔厂马上打个报告，我们立马签个意见，报组织部批准，当时拿回批复，特事特办，也算是一个改革。这样，何大福说话也算数了，我们的批准手续也有了！县长、部长，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只能这样了，但下不为例，今后绝对不行。”组织部长第一次这样被下面牵着鼻子表态，看得出来他很窝火。他自己现在也搞不清，这改革开放最终要搞到什么地步，只听说政企要分开，党政要分开，究竟怎么分？谁也没跟他讲明。今天的这个情况，他也只能这么做了。因为有一点他是知道的，何大福肯定比王志宏强，当初研究何大福上任，他也在场。如今何大福干得不错，他也清楚。因此，他选择了留住何大福，舍弃了王志宏。
“什么今后绝对不行？今后企业肯定是自己组阁，用不着你们批了！”何大福好像打了一场胜仗，得理不饶人，口气硬了起来。
从那天以后，到后来很多年，只有何大福领导的金箔厂能够“享有”上级组织权限，敢于对“县管”干部直接宣布任免，过后补办手续。何大福说：“因为我是改革开放试验田嘛！”
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1）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混在一起竞争，有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校办的、政府部门办的、部队办的、特种行业办的，还有股份的、个体私营的，都可以搞同类产品，办同类企业。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办法不同，结果就不同，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政府机关人员下海办企业，出现了权力经济，官商一体，给市场经济带来更为复杂的局面。
第三，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银行以向商业化过渡为由，自己出来办企业，配套工作又跟不上，造成国家控制经济的关键枢纽失控，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资金市场出现了混乱状况。
第四，收入的不公带来了各种经济组织的不稳定。有本事的下海搞个体、搞私营，收入颇丰；而国有企业、公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却受到限制，导致人心浮动。
第五，面对市场经济复杂的局面，各种商品、各种宣传、各种文凭、各种关系、各种消息，真的假的、对的错的、合法的非法的、规矩的不规矩的，良莠不齐、交织错落，令人难辨真伪。
金陵金箔厂属于城镇集体性质企业。在中国，这类企业，不管当年投资者是谁，后来都划归公有制企业。面对复杂的局面，何大福意识到，这些问题正是改革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然而，如何应对这个复杂局面呢？金箔厂既不是纯国有企业，也不是乡镇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万一搞不好，全部由国家保；乡镇企业有苦也有甜，万一倒闭了还可以回家种田。集体企业则不然，两头挂不上号，倒闭了只得认倒霉，干叫叫。所以那一阵子，何大福心理压力特别大，包袱也特别重。他常说：“这企业家，有潇洒的今天，更有忧愁的明天！”明天到底怎么过、怎么干呢？他处于极度焦虑中，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本大型自制的“改革开放问题思考册”，用笔在上面写来画去。最后，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一份报告给县里，争取企业的更大自主权！
那个时候，别看改革开放已经喊了十多年，但除了特区以外，内地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企业的人、财、物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何大福虽然敢闯敢干，高举“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大旗，冲了不少“禁区”，也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企业总的“掌控权”还是在上级主管局和政府手里，很多事情仍然束缚着企业的手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权。企业取得的利润，无权支配，干什么都要打报告。如企业购买新设备，到哪儿买，买什么设备，多少钱买，要有一整套批准手续，要盖几十个公章，有时好不容易批下来，设备已经过时了。再如，何大福虽然壮着胆子搞点吃喝招待，但在财务制度上都是“违规”的，账务始终不好处理，常常挂着一大堆“纰漏”账，整天胆颤心惊地过日子。种种掣肘之下，不要说竞争力了，就连适应当时的特定环境也很难。就在那一阶段，多少国有企业、公有企业就这么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起来。
何大福决不肯这样倒下去，他要顽强生存下去。他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给工业局钱仁德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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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2）
县工业局转呈
县委、县政府：
中国目前企业的竞争有些不平等，必须纠正。据我匡算，现在我国有十多种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这些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犹如一个鱼塘，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个塘里捉鱼，有人允许带工具，有人只准赤手空拳；有人捉到鱼有专人收购；有人只能自己到处卖；有人卖出来的钱可以自己得；有人卖出来的钱必须交给鱼老板。这种不合理状况令人无所适从，所以我反复提出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
为了保证金陵金箔厂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不使我们总是处在“犯错误”的边缘，我们恳请主管局和县委县政府批准我们在人财物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钱局长抓着这份报告，苦笑着说：“这样的大事，局里哪能做主？这事要县委、县政府点头才行！”
“现在中央不是反复讲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吗？你们为什么老是不敢动呢？”何大福焦急地说。
“我们政府部门能像你们企业瞎闯吗？中央虽然讲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怎么扩大也没有一个具体说法，叫下面怎么搞呢？”钱局长像是解释基层政府的难处，也像是在诉苦。
“那你们既想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何大福满腔怨气。
“再看看吧，说不定上面很快有说法呢。”钱局长摇了摇头。
“不管了，反正我有报告到你们这儿了，批不批是你们的事，为了企业发展，我们只有豁出命来闯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只要作个证就行了。我已经准备好倒下去了，在改革开放中倒下去，我认了！”
离开钱局长办公室，何大福立即召开共产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在金箔厂，何大福常常这样不分昼夜随时随地召开干部会。他说：“干部、共产党员就是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哪怕是夜里和老婆正在办事，听到通知也要立即停止，前来参加会议。”时间一长，大家也适应了，“闻风而动，雷厉风行”成了金箔干部的一个特色。
会上，何大福直接发问：“请问各位，有哪个能讲清什么叫计划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吗？”
在座的人都给问住了。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一切按计划办事，一切凭发票就是计划经济。”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什么票都不要了，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通过市场的需要进行配置。”
“你们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说得还是不明白。”何大福说。
“还是请何厂长给我们讲讲？大家欢迎！”刘恒提议道。
“大道理我也讲不清，咱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在农村，哪家小孩结婚，发喜糖和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