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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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演义-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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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隽:仿佛是常年浸淫在香港影坛的“自己友”
魏君子令很多香港电影人自愧不如。
  因为很多人虽然从事这个行业,但却只视为一份工作,并不发烧。魏君子从一个追逐录像厅时代港产片的影迷,进而成为一位传媒圈中人,他对香港电影的执狂和热情,绝对超越单纯喜爱的程度,所以,我称他为港产片发烧友。
  魏君子对港产片如数家珍的痴迷级数,已是非一般的影迷。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就向我查询某一桩圈中秘事,能叫做“秘事”,当然不是一些娱乐周刊能读到的新闻,而是只属口耳相传不为外人道的“秘密”。我讶异魏君子何以消息如此灵通?在以后交往的日子里,我更发觉,这位河北唐山的小子,虽工作在北京,却仿佛就是一个长年浸淫在香港影坛的“自己友”,几乎对所有小道传言,无所不知,其“八卦”程度,胜过任何一位跑电影新闻的香港记者。
  这是需要一份发自内心的能耐,一份拼命钻研求真的精神,对香港电影及香港电影史的探究,我认为魏君子已可以和已故的余慕云老师相提并论。
  魏君子的上一本著作《江湖外史之港片残卷》,我书架上放了好几套,是打算推荐或赠送给对港片同样痴迷的有心人,绝对不是一本严肃枯燥的影史书,而是趣味盎然,读来叫人爱不释手。
  魏君子推出的这本新作,叫《香港电影演义》,理所当然,在下先睹为快,只看内容提纲,就知道这次出手更加精彩非凡,功力又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从邵氏嘉禾年代一直纵论到香港电影的未来,书都到了阁下手上,也就不赘。
  我最后只想说:今日的香港电影纵然已不再是像魏君子曾喜欢过沉迷过的那个黄金年代的香港电影;而香港电影人亦大多北上,将拍电影的眼光和态度扩大到融入大中华市场的概念中。但大家对香港电影的核心价值,却从来没有放弃,亦都明白,什么才是大家喜爱的“香港电影”,而将会继续这份努力!
  文隽
  2009年最后一天于广州
  

甄子丹:这是一个两地电影的桥梁
我很欣赏像魏君子这样有经验、对港片这么有热情的资深研究者。现在回想起与他第一次认识,原来已经很多年了。当时我都很惊讶,怎么有人这样了解我们的香港电影?反而我们香港人不珍视我们自己的东西。跟魏君子聊天,他对港片,无论最近的还是过去的,每一部片都分析得很清楚,这个让我非常敬佩。
  香港电影有自己的影响力,尤其是商业片。几十年来,香港只能拍商业片,甚至可以说,连王家卫都是很商业的一个。最近华语片市场好,我身在其中,觉得这是香港片与内地片互补的桥梁,大家可以用港片来参考,我们之前成功在哪里,弱点在哪里。譬如宁浩,他的“疯狂”系列,非常出色,导演的拍摄风格其实有受到港片影响。内地这几年进步很大,发展得比我想象中要快,从十年前到现在反差太大了,从导演到演员,都很出色,但他们拍时装片,终归缺少了一个时尚的气质。但是这几年,通过香港和内地电影人的合作,已经慢慢在弥补这种气质。
  我希望所有的中国电影人都要团结,不要分这帮是香港来的,香港当然有香港的贡献,我们对华语电影推向世界是有贡献,而且还继续有着贡献。虽然现在的香港电影慢慢被内地融合了,但是小小的香港,仍在坚持拍自己的特色作品,譬如郑保瑞。魏君子出的这本书,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述香港电影对华语电影的参考价值,所以我是很兴奋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桥梁,是两地电影的一种文化交流。
  我希望这本《香港电影演义》对香港电影,以及下一代的观众,都有一个交流和学习的作用。我也希望魏君子继续把对电影的热情延续下去,起码这几年我看到他的热情暂时还没有变,哈哈。
  甄子丹
  2010年1月5日于北京
  

三十年如一梦 港片兴衰秘史(1)
1982年,香港电影业出现了有趣一幕:争斗十几年的邵氏与嘉禾突然联手合作,两大公司轮流供片,在旗下电影院相继双线联映嘉禾的《奇门遁甲》、《八彩林亚珍》及邵氏的《如来神掌》,后来甚至联合摄制电影《七小福》。
  究竟什么原因促使“敌人”暂时变为“朋友”?毫无疑问,只有利益!之前的香港电影市场主要是邵氏与嘉禾双雄争霸,进入20世纪80年代却冒出一个新艺城,1982年春节以一部《最佳拍档》狂卖2600万港币,突破香港最高票房纪录,打垮嘉禾的《龙少爷》及邵氏的《十八般武艺》。随后,新艺城推出的《难兄难弟》、《夜惊魂》、《小生怕怕》亦荣登同年十大卖座影片之列,论其票房声势,俨然已与邵氏、嘉禾三足鼎立!
  不过,在邵逸夫和邹文怀眼中,他们真正的商业对手并非新艺城,而是为新艺城投资的幕后金主……“金公主”(除新艺城外,金公主当时还投资陈勋奇的永佳公司,“永佳”创业作《提防小手》亦以1100万票房名列1982年香港十大卖座影片)。所谓邵氏、嘉禾、新艺城三足鼎立只是表面,实际则是金公主、嘉禾、邵氏三大华语片电影院线逐鹿香江(内地驻港的银都旗下院线大可忽略不计)。要知道,如果没有院线支持,排定最佳上映档期,再好的影片也难卖座。
  上世纪80年代,院线制度成为香港电影业的经济支柱。除了邵氏、嘉禾可以自产自销,其他独立制片公司只能被院线“招安”,依靠他们提供资金拍摄电影。反过来讲,金公主院线想获得稳定的片源,也只有资助新艺城、永佳,甚至后来的徐克电影工作室和李修贤的万能影业,这样才有资格挑战邵氏、嘉禾两大院线。与此同时,嘉禾联合邵氏打击金公主的“双线联映”战略亦危机重重,原来邵氏作品几十年来都是片场流水线制作,水准参差不齐,所以双线联映的结果往往是制作精良的嘉禾电影大收旺场。
  邵氏获利既少,脸上又无光,绝非长久之策。于是,邵逸夫审时度势,毅然停止制作电影,将旗下院线转租给德宝公司,成功避开十年之后爆发的港片低潮。此前,德宝制作的电影一直排在嘉禾院线上映,但经历多次黄金档期和场次被“正宗嘉禾出品”挤掉之后,终于促使老板潘迪生决定建立自己的院线业务。不久,邵氏院线改为德宝院线,香港华语片影市仍由这三大院线主宰……直到1988年又出现一条新宝院线,不仅打乱了香港电影的整体格局,更成为港片“由盛而衰”的重要伏笔。
  新宝院线的创办人陈荣美、冯秉仲原是雷觉坤金公主院线的合伙人,他们眼见港片市道正旺(外埠票房远远超过香港本土收益),东南亚、台湾、韩国等地都愿意投资港片赚取更大利润,但因当时三大院线主宰香港电影业,外资虽然偶尔也能投拍港片,却无法获得院线黄金档期及当红影星主演。有鉴于此,陈、冯二位“太子爷”决定另组独立于三大院线之外的新宝,专门充当外资和本港独立制片公司的“中介人”,大家合伙开戏,拍出来的电影不仅可以在新宝院线上映,外方投资还可以带回本土市场继续盈利。
  如此说来,新宝院线的成立应该是好事一桩。仅1988年,港产电影发行数量就激增到110多部,比1987年多出30部。自此,香港影人赚钱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刘十三”、“郑九组”(意即刘德华一年拍13部电影,郑裕玲同时跨九个剧组拍戏)等戏称亦相继传出。事实上,莫说刘德华、郑裕玲、钟楚红、张曼玉这些影星,当年连幕后摄影、武指、灯光、道具都身兼三四组戏,大家赚钱赚到疯……彼时“如花”*仁还未入行,后来便经常听前辈向他回忆慨叹。他转述给我时,则是一副心向往之、恨未赶上的惋惜神情。

三十年如一梦 港片兴衰秘史(2)
客观而言,多了一条新院线,对片源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票房总额也会大幅增长,如此种种尽管看似皆大欢喜,实际却是隐患严重。首先,随着低成本小制作(包括之前排不上期的劣片)有机会在影院公映,导致滥拍现象愈发严重。其次,本土观众的消费力跟不上港片产量猛增的步伐,至1992年,港片年产量已超过200部,但观众进影院人次却比1988年减少1900万人次。再者,由于院线增多、外资充裕,正好促使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宣布“独立”,不必再做依附于三大院线的“卫星公司”。
  长此以往,三大院线逐渐“人心涣散”,譬如嘉禾旗下的洪金宝、许冠文公司先后转投“新宝”;金公主支持的新艺城老板黄百鸣、麦嘉相继跑出来与新宝院线合作《合家欢》及《瘦虎肥龙》;“德宝”重臣谷薇丽(谷德昭姐姐)、高志森则分别离职自组公司。至于徐克、麦当雄的制片公司更是如鱼得水,独立于三大院线之外,从容借助不同投资方摄制电影。这样一来,三大院线逐渐丧失在香港影市“呼风唤雨”的地位。结果,德宝于1991年放弃经营院线(由永高接手),两年后停止制作电影;1989年底,新艺城公司解体,金公主院线亦于1993年停止经营院线发行和制片业务,旗下电影院则被陈荣美接手,改组为金声,与新宝结为姊妹双院线。
  至1993年,香港影市出现嘉乐(嘉禾旗下院线)、金声、新宝、永高、东方(黄百鸣成立)五大华语院线混战局面,看似热闹,实则积弱,早已不复香港影业经济支柱的龙头地位。反观取代香港院线成为当时港片主要投资者的,居然是来自台湾的八大片商!客观而言,之所以出现台湾片商在香港反客为主的形势,除了新宝冲破三大院线封锁,充当“引狼入室”的中介者之外,还因为当年内地、港、台三地影业正值整合打通的“大时代”……台湾当局允许台湾片商赴内地拍摄外景,台湾投资商则更愿意支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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