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真谛》（１９３４）等。”索隐派从产生以后可以说绵绵不绝，得出的结论往往出人意表。如有人说，《红楼梦》其实是在写唐明皇和杨贵妃，又借着写这二人影射清初的多尔衮，是指唐骂清。证据呢，列了一些，比如贾府玉字辈的人物，贾珍、贾珠、贾琏、贾宝玉、贾环，名字连起来是“珍珠连玉环”，这分明是杨贵妃了，又如金陵十二钗，含有“元应李秦王史”，这又说到了李世民；还有人会通过展转论证，告诉你贾府中的小红原来是洪承畴，另有人又会告诉你，薛宝琴说到海外的真真国女子，那便是割据台湾的郑成功，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说真真国女子是杨贵妃；还有人说，林黛玉是同时影射董小宛、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和桐城派的方苞，这就更绝了。现在的索隐家也不乏其人，如土默热，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戏剧作家洪升，《红楼梦》写的是他家的事；辽源一位名叫王喜山的七旬老人研读《红楼梦》，宣称自己破解了红楼之谜，他认为该原作者是曹雪芹的恋人，叫薛香玉，原名叫薛红玉，长曹雪芹两岁，聪明过人。从曹雪芹的名字上可以找出“曹薛情”，该书应写的是曹与薛的情史。薛香玉原系被卖到曹府的，当曹雪芹母亲的丫鬟，由于长得漂亮再加上聪明，深得老太太的喜欢，后来曹母将薛让给曹雪芹当丫鬟。两个人在相处中产生感情，并私定婚盟。本来两人相处甚好，但雍正八年四月皇帝选妃，年后（雍正十一年二月）成了雍正的皇妃，此年薛香玉20岁。雍正就是被薛香玉杀的。薛进宫3年后当了皇妃，该书第五回中有“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句，就可以理解为“薛香玉20岁时便是皇妃了，并且得到皇上的宠幸”。后来，薛皇妃掌握了大权便开始谋划杀雍正，薛用丹砂将雍正毒死，再割其头并送出宫。王喜山认为，书中的12首咏*诗就隐含着杀雍正的计划，还提出“螃蟹咏”里能读出卸掉雍正脑袋的欢乐，而且雍正暴亡无头之谜在《红楼梦》书中都有解。但是这些所谓的新思想对一些红学专家来说，难免有不屑一顾之嫌。这样的“奇谈怪论”还有不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大讲红学的刘心武等等。
第二节 一锤定音
第二节 一锤定音
索隐派的基本方法是“比附”。书中有个什么情节，历史上有件事与这个情节相似，就认为这个情节就是写这件事的；书中有个人，与历史上的某个人在某个方面有相似之处，就认为书中的这个人就是历史上的那个人。用这样一种方法去考证得出的结论千奇百怪就不足为奇了。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从“科学主义”的观点出发，对索隐派无根据的“猜谜”大为不满。他认为，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为此，胡适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红楼梦考证》，在这本书里，他主要研究了《红楼梦》的作者和本子两个问题。关于作者，他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1）《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兆页）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关于《红楼梦》作者，他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鄂补的，曹雪芹写的只有前八十回。
其实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其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真正为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本子问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门徒，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要教人以做学问的方法。他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在红学史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版，是新、旧“红学”的分水岭。索隐派被称做“旧红学”，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考证”被称为“新红学”。“新红学”之所以新，最主要的是他们引进了科学的方法，靠证据和材料说话，避免了旧红学家的主观和臆想。《红楼梦考证》一出，索隐派的影响日渐式微，考证派则占据了统治地位。胡适之外，有俞平伯、周汝昌等，继承、修补和完善胡氏之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著作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红楼梦研究》等。
那么，胡适关于《红楼梦》说的是曹家的事、《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结论就是无懈可击吗？在胡适的“自叙传”说确立以后，当时受批驳的蔡元培在他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序言里就写到：“胡先生因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兆＋页）相应，遂谓贾政即影曹（兆＋页）。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覆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兆＋页）故未曾放学差也。且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相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蔡元培的此处质疑不无道理。不仅蔡元培此处质疑道出了胡适“自叙传”的弊端，而且可以说明胡适在某些考证成功之外，其研究未免有些倒退。比如说最早的评点派之一的护花主人早就指出了《红楼梦》有许多不切实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护花主人指出的“第二回冷子兴口述贾赦有二子，次子贾琏，其长子何名，是否早故”，和林如海病重、林黛玉回家探丧并第二次进贾府的日期不符。如果《红楼梦》真是胡适说的“自叙传”，那曹雪芹连其叔伯兄长贾琏是老大还是老二，林黛玉回南葬父并再回贾府是在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也弄不清楚吗？
我们不妨再来摘取几条事例。
一、胡适认为贾政即曹（兆＋页），其道理之一是二人都为“员外郎”；那么，曹雪芹的祖上并没有封过“宁”“荣”二公，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祖上受封为“宁”“荣”二公又有何史实为据呢？
二、曹雪芹之姑、曹寅之女虽为王妃，但并非皇妃；还有《红楼梦》中的贵妃乃是贾宝玉之姐，两处辈份*。如果真为“自叙”曹雪芹岂有把自己的姑姑写成姐姐之理？
三、在“庚辰本”第九回“闹学堂”一回里，有“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跟着贾珍过活”和“这贾菌亦系荣国府近派的重孙，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贾菌”这么两处文字。贾蔷和贾菌皆属草字辈，然而一个在贾府里身居“玄孙”，一个在贾府里身居“重孙”。若果《红楼梦》真是“自叙”，曹雪芹难道连自己的侄儿是那个辈份也分不清楚吗？
四、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这么几处文字：“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亦是自幼随身的，名唤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遂与了宝玉……宝玉回明贾母，更名袭人”。然而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一章节中贾母带领众人进“清虚观”打醮时，曹雪芹却写道：“……然后贾母的丫环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环紫鹃、雪雁”。在这里，鹦哥改名后的紫鹃和鹦鹉重出；珍珠本已赐于宝玉，更名为袭人，此处在贾母身边又重新出现。如果《红楼梦》是“自叙传”，曹雪芹恐怕不会连自己身边、表妹身边、祖母身边的一等贴身侍女之名也弄不清楚吧！
五、还有人所共知的第二回里写的第一年“大年初一”生了贾元春，“不想次年又生了”贾宝玉。姊弟两个年龄甚为悬殊，曹雪芹却写成两个出生仅相差一年。如果是“自叙传”，曹雪芹笔下也不至糊涂至此。
六、更有甚者，在“庚辰本”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一章中的贾宝玉生日中，在此日中，先有香菱手中拿着一枝“夫妻蕙”，后有宝玉拿着一枝“并蒂菱”并原来香菱手中的“夫妻蕙”。“蕙”开于暮春初夏；“菱”开于夏末秋初，盛于秋。若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是曹雪芹，难道曹雪芹连自己生日是春、是夏、是秋还弄不清楚吗？如果是回忆记述往事，难道真有曹雪芹少年时期过生日中有“蕙”“菱”并开于一日的怪现象吗？真是天方夜谈！。
应该说，蔡元培指出的这些问题，有些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