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促膝交谈与贵军之提携，东亚之和平等有关问题，披肝沥胆消除隔阂”。
1月29日，阎锡山复函花谷正：“鄙人年老力衰深恐不能对大局有所裨益”，中日提携虽为己之素志，但因“此间环境及本身有不得已之苦衷，” 故不能相见，再次回绝了日方的要求。
阎锡山还让梁■武向岩松转达其意见，提出日方如果能按照基本协定补充供给，固然为好，若不能如约，则将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渐充实。关于会见之事，如果环境有利的话，或许有可能，但是，日方直接施加压力则无用。因为基本协定未能实行，不仅阎对内部颇失信用，而且在物质方面亦因之而受极大的损失。阎锡山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让日方尽快履行协定。
岩松听了梁■武的转述后，复电阎锡山，声称日方一定尽力按基本协定实行，毫无不尊重协定的意思。但是，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首要的是基本协定的方针不变更，至于实行时间稍有先后，希望阎先生能够相信并予以谅解，共同谋求将来的对策，实现补充和合作同时并进。
双方电信虽往来不断，但形同玩文字游戏似的，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与日勾搭（13）
2月24日，花谷正为与阎锡山合作事宜，赴北平同华北方面军军部磋商。同日，日军方面全体委员致信阎锡山，提出拖延会见时间，于两军有害无利，请阎“速往孝义与岩松军司令官直接会谈。”
时隔一周，日方见阎锡山仍未应允，转而采取强硬态度，通过苏体仁向阎锡山提出通牒说：武器年内交付6万支以上；军费在会见时付联银券1200万元，以后每月800万元，并交付部分军马武器、补充费及晋绥军整顿费法币4000万元；移交山西省军事政治等一切权力，这些均需在会见时解决。“以上诸条件为日本军最后之条件，并且交涉也到最后之阶段，不允许采取些微观望态度。”而且警告阎锡山，“如再拖延孝义会见日期，则被视为对提携没有诚意之举，基本协定及停战协定若受破坏，难保不采取其他行动。” 言外之意，欲诉诸武力，逼阎锡山就范。
阎锡山对日方的如此态度，并不示弱，让苏体仁以同样的语气回日方说：“若使阎丧失合作资格后，再合作也无效果。”
日军见对阎锡山用文的方式毫无作用，决定施用武力，正式制定了B号作战计划”，也称“对晋绥作战计划”，命有关兵团对晋绥军进行炮击，给阎一点颜色。日军首脑认为“这次行动有60％的成功希望”。
3月13日，岩松义雄派梁上椿、梁■武二人前往克难坡给阎送“最后提示案”，促使其对“汾阳协定”立即表明态度，并邀阎亲到太原面谈。并于二梁到达克难坡时，日军派轰炸机3架，轮番轰炸克难坡西南的黄河便桥（钢索木板桥），以威胁阎锡山。
3月19日，日军对晋绥军实施谈判破裂后的第一次攻击，并对河津北部对岸之中央军阵地进行炮击，以切断其与晋绥军的联系。
在对阎进行武力压迫之后，花谷正于3月23日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迅速发表合作宣言，对日勿疑。至于阎及家属的安危，日方将照武士道精神，尽力保护。次日，日第1军头目约见阎锡山驻太原的联络员，就双方首脑会见问题，面交正式书面通知，提出不论同意与否，限于4月4日前答复，并口头声称，过期不至，以往所签订的协定概予作废。
3月25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攻击。这次主攻方向为对黄河渡口之中央军进行炮击。这时，阎锡山被迫派赵承绶二次赴太原，与日方虚以周旋。
赵承绶领命偕续志仁，随同梁上椿取道河津，乘飞机于3月27日到达太原。
3月28日，阎日双方在太原重开谈判，由于赵承绶仓促赴会，未带任何具体条件。日方据此断定“阎未下合作之决心，惟恐受日军进攻派赵行缓兵之计”，“所以军部仍照既定日程表行事”。花谷正不仅不与赵为谈判对手，而且态度蛮横地对赵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了阎锡山吗？我看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
赵承绶十分为难，只得一面电告阎锡山，一面向苏体仁探询究竟。苏分析说，日本人确实想尽快和阎锡山合作，但是，要让阎先表明态度。日本人决不肯先付给武器装备，而且日方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因而，阎要求一下子拨付，恐怕有困难。
赵承绶在太原呆了10余天，毫无结果，4月8日，便返回克难坡，向阎锡山面报经过。阎锡山听了赵的报告后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就回来好了。”接着又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不能这么干。”
二、与日勾搭（14）
这时，阎锡山同日方信使往来的行为，也引起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就连“向来是一切服从”阎的赵戴文，也认为此事不能再“含糊了”，表示就是“跳黄河而死”，也决不跟阎回太原。
因此，阎锡山逐渐感到从日方手中获取好处的希望将成为泡影，于是，决定对日进行武力还击，发动“晋西大保卫战”。
从“汾阳协定”的签订至“晋西大保卫战”，阎锡山与日军就履行“汾阳协定”的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讨价还价。但是，由于双方均欠诚意，只好武力相向，重见战火。
安平会议
日阎双方虽诉诸武力，但是，并未中止勾搭。日方仍通过不同渠道诱阎会见。4月9日，阎锡山致电花谷正，表示“会见前若无妥善具体之办法，‘确在事实上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不得已时，只得俟诸他日再图会见。” 依然拒绝与日方会见。
次日，花谷正又电阎锡山提出：“今后若仍如迄今为止这样继续交涉，相信毫无意义。所以，自本月10日以后与贵方中止一切交涉。”对阎锡山施加压力，但同时，又声称：“若长官能决断进行会见请速来电报。”
4月15日，阎锡山复电花谷正，指出会见并非解决目前双方交涉困难所在，日方“如果照协定逐步前进，我决毫不犹豫的参加”。
然而，日方已不愿同阎锡山进行如此交涉，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于4月17日连续发出第一、二号通告，提出“中断一切交涉，采取自由行动”。是否答应合作备忘录之条件，“请明（18）日正午前回答。根据回答情况，我方考虑采取自由行动之程度”。4月18日，日方又发出第三号通告，要阎锡山于4月20日前撤走汾南地区的晋绥军，否则，日军将对其发动进攻。在孝义和汾东地区的晋绥军是否撤回汾西地区，则要视阎锡山对日的态度而定。同时，日军加强对阎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行动。20日，日军对晋绥军进行炮击。双方关系更趋紧张，濒于破裂。
4月23日，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电示第1军：“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军司令官负责进行，对交涉进展切勿过于急躁，应等待今秋全面谋略取得进展的时机。”
而阎锡山虽不愿与日军首脑会见，但也不愿日军废除基本协定。
就在此时，苏体仁乘机出来斡旋。4月23日，苏体仁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说：“急浪虽过，水蒿未已，……宁肯在缓和中让步，不可在危机途中求转圜。” 25日，苏体仁以调停人的身份，提出日阎双方首脑会见的私人提案电阎。阎锡山于4月27日复电花谷正，答应会面。
4月29日，双方商定：（一）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二）双方之通告一律撤销；（三）解除以对晋绥军之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四）恢复晋绥军停战时的势态。而且还通过“基本协定实施谅解事项”：（一）基本协定2至3年间全部实行，分为3个阶段，分期兑现。每期的分配数量在会见时决定；（二）会见前先履行停战协定细则，在孝义交付步枪2万支，在太原交付联银券600万元；（三）会见时交付法币4000万元、联银券600万元；（四）有关其他事项，在会见时再行商议；（五）会见后双方均不得提出违反协定的要求；（六）会见后，双方合作问题商议完毕，阎长官应尽快发表独立宣言。
安平村是位于吉县南30余里的一个小山村，为阎军前哨阵地，村南隔一道沟为日军防地，双方隔沟相峙。选择这个村为会议地点，既可免除双方通过对方辖区的诸多不便，又意味着“吉庆平安”（因安平村在吉县境内）之兆。
二、与日勾搭（15）
阎锡山为参加会议，4月下旬即由克难坡移住吉县城。因克难坡距安平村约100余里，又不通汽车，需要两天时间方可到达，故阎提前到吉县，既可同王靖国、赵承绶等研究会谈的有关问题，又可得暇休息。所以，阎一到吉县，即命赵承绶负责筹备会务。
日方也由驻河津的部队修整河津至安平的公路，架设电话线，并在两军交界处架设了一座木制活动营房，以便让与会代表休息。5月4日，日方有关人员抵达活动营房下榻。
据续志仁回忆：
5月4日下午，阎锡山方面人员到达距安平6里的东石泉村，当晚日方人员均住安平村对面日军防地。晚7时许，苏体仁、梁上椿偕日人林龟喜及特务参谋三野到东石泉和阎锡山见面说：“日本太原军参谋长花谷正要先用电话和阎先生通话，现已由日方通信人员开始架设电话。”电话架通后，先由三野和日方说话，继即由阎锡山和花谷正说话，阎锡山在电话上只嗯了两声，就把电话机放下了。他说：“听不清。”梁上椿说：“花谷正是看你真来了没有。在三野说话时，证实你已经来了，他们的顾虑没有啦。”梁又说，“明天花谷正先以旧同学（日本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