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市场。”
麦金农对胡英说：“沃森特先生是太高兴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红茶。”
胡英相信了，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对于沃森特先生的失态的夸赞，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自信那都是真的。
大鼻子沃森特端起那杯奶茶，喝了下去。他的脸上显现出了一种复杂的神情。那是一种苦尽甘来的神情，也是一种百感交集的神情。他在极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犯他弟弟那样的错误。但他确实是想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于是就走到胡英身边，握住了他的手，郑重地说：“亲爱的胡，我以沃森特家族的荣誉向你保证，你永远都将是我们的朋友。”
麦金农也用很少有的激动把此话翻译了出来。
胡英听了，紧握住大鼻子沃森特的手，说：“你们能这样看重我，看重中国人，我非常乐意做你们的朋友。”
于是，大家尽欢而散。
那一晚，胡英没有睡着。望着满室月光，听着不知什么名字的鸟儿在树上鸣叫，他忘记了身处异国。他又一次清晰地想起了自己几年来所遭遇的一切，心里的思念像浓浓的祁红香，久久地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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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第八章（1）
一
自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以来，中国有两样产品，与瓷器一起，曾称霸世界市场，无有匹敌。
这两样产品，一是大黄，二是茶叶。
康熙初年，相继裁撤了茶马御史等机构与官员，茶叶改为民间自由经营。行销西北的茶叶由商人向户部领引贩运，这就是著名的“官茶引贩”制度。
所谓“官茶引贩”，是清政府向茶商征收茶课，茶商领取引证后，即可赴产茶之地办茶，并在指定区域销售茶叶的制度。
所有的茶引，均由户部颁发。茶引，也可以说是批文。每引一道，准许运茶百斤，这叫作“正茶”。每运一千斤茶叶，准许带附茶一百四十斤，这叫做“副茶”。另外，每一千斤正茶还准带“耗茶”十四斤。然后以斤为单位，按引课税。
此项制度在四川省先行试点，全省每年只发茶引八万五千三百四十四道，纳税银四百二十四两，茶税并不在户部交纳，而是让茶商在茶价内扣存，随茶引到地方官府照数缴纳。
这样，原来由国家专营的茶叶生意改为人人可以经营。只要你有资金，并能够到户部批来茶引即可。四川的试点成功之后，各省推广开来，都使用了茶引办法，使贩运茶叶的商人日增，流通领域日渐旺盛，茶叶的产量也大幅增加。
茶引的数量急剧增长，各省纷纷要求增加茶引定额，因为茶课税收已经成为各省新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点。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种常见的经济运行手段或管理办法，一旦变化成为一种垄断或者稀有的资源，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茶引制度开始实行时，各省从事茶叶经营的人并不太多，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经商的。何况茶叶的经营，不但要有充足的资金，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茶叶知识。所以到户部去办理茶引时，户部茶引司的官员恨不得你能多领几道，甚至于连土特产品都不需要带，就顺利地办好了手续。
渐渐地，经营茶叶的人越来越多，各省的茶引分配定额远远不够使用。前来北京办理茶引手续的茶商往往一等就是几个月，还领不到手续。于是，托人求情，走老乡的后门，送土特产品等等办法，就派上了用场。
南方的茶商总是比其他地方的茶商聪明，先行一步。他们或干脆塞银子，或者与司官们合起来，算股份。更有一种聪明人，不去辛苦地贩茶叶了，却在北京就地扎根，找个客栈或买套四合院，专倒腾茶引。这个买卖最合算，既不冒风霜雨雪之苦，也不受茶引道数的限制，与茶引司的司官们勾结起来，一转手，官价课税的茶引，一道就能卖出十两银子去。
多数茶商并无门路，只能甘愿挨宰，再把损失加在茶价上，使普通的红茶也快赶上过去极品毛尖的价钱了。
太平军起，茶叶主产地兵分遍地，道路梗阻，茶商时被劫掠，采运不便，很多的茶叶店关门停业。大部分的茶叶商人也呆在家里，不愿意出门了。
这样，户部茶引司一向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景象变得门可罗雀，茶引想发都发不出去，课税就更不用提了。一旦有个把不怕死的茶商前来领引，那些高傲的司官竟然像见了亲人一样热情得都过了头。临走甚至于还有回送一些京都特产绿豆糕之类的事，弄得过去眼红他们的其他司的司官们一见面就嘲讽他们。
几年下来，不但朝廷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且直接影响了西北茶叶的供应，危及到边疆的安全问题。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上书奏称：
“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弛，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淮北奏改盐票，鹾纲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
这就是说，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度无法实行，不改革不行了。他援引老朋友也是老东家、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要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
茶票发放的具体办法是：一是要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且不准再乱收其他杂费；二是不分省域定额，只要你想经营，都可以领票，不论多少。凡是在陕西与甘肃两省经营的茶商，一律要在领票时把税上了。一时缺钱的，可以在当地找担保；三是正税按所得税缴纳，杂课按营业税缴纳。分两种，内销的，一引缴纳白银一两，至多不准超过二两。出口的茶叶，则要加一倍缴纳。
左宗棠为了鼓励茶商运茶，与湖南省巡抚协商，凡是领有甘肃省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只征纳税额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的百分之八十由甘肃省负责补赔。
左宗棠的这一改革措施，是一举两得。既激发了甘肃茶商从湖南运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长期拖欠的湖南对口扶助甘肃的款项问题。
第一年，左宗堂担心茶票发不出去，甘肃全省只发放了八百三十五张茶票，但没想到竟然被茶商一抢而空。仅兰州几家大的茶庄就几乎领走了六百张票。其中马尔骏的“泰魁兴”茶庄与吴孝增的“乾茂升”茶庄就领走茶票一百五十张。
新茶票比过去的茶引数量大，每票准许贩茶四十包，每包净重正茶一百斤，副茶十五斤。
《菊花醉》第八章（2）
茶商领票后，就可以直接到湖南安化以及其他产地贩茶，从水路或陆路运到西安西北一百余里的泾阳县，在那儿压制成砖茶，包装成封。每一封按规定为五斤，一票茶装八百封，净重四千斤。
当时的税额为每票征银二百五十八两，初领票先缴一百两，然后从泾阳把茶运到兰州入库，再缴一百五十八两。茶须先入茶库，即为官茶，待茶商纳完税后，即可按数领出，自己销售去了。
二
吴孝增与马尔骏合作了不到一年，利用左宗棠的新经济政策与湖南老家的采购运茶的优势，狠狠地赚了一把。
第二年开始，他因为经营上的意见不同，与马尔骏分道扬镳了。但此时他已经是名震西北的大茶商了，经过一番历练与花郁青的教诲，他对茶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他不但把分号开到了甘肃全省，而且在泾阳办了一个压砖茶厂，一个月压的砖茶，几乎占了全泾阳压茶厂的一多半。
新疆的茶叶进货，全归甘肃省管理。就是出口到俄罗斯和中亚的茶叶，也要经由肃州的关卡纳税。多数前往关内运茶的茶商，都是由“乾茂升”茶庄进货。许多在北疆的伊犁，南疆的喀什噶尔经营茶叶的俄罗斯与中亚各部落的茶商，都知道吴孝增与“乾茂升”茶庄。纷纷托新疆来口内进货的茶商们捎信给吴老板，请他前去新疆设庄。吴孝增半年前已经去了一趟，考察了一下，对新疆的环境很满意，当时就在乌鲁木齐开设了一家分号。
他对花郁青说：“新疆的市场很大，乾隆皇帝那会儿，每年要销近万担，一百万斤呀。目前战乱刚过，也销到几十万斤。再加上销到俄罗斯与中亚的，总有三四百万斤。我打算半年后把总号设到乌鲁木齐去，这样，咱们就可以垄断西北茶叶市场了。”
吴孝增敢于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确也不是发烧说胡话。他有几个方面的优势条件，主要的是紧压茶的重要产地是湖南。安化江南坪又是全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那里是他的老巢。他自己有茶园和加工作坊，加上古丈他岳父家的茶园，有价格优势。
吴孝增的发迹，还因为老天爷特别不长眼睛，总是把好运气硬塞给他。
甘肃去年调来个藩台，主管全省经济民政，茶票就由他亲自办理。当时，吴孝增与马尔骏分道扬镳后，山西、陕西与甘肃的土著茶商还想联起手来，把“乾茂升”挤垮了。
吴孝增初次找新藩台办理茶票时，听传说大人就是甘肃省籍，而且对湖南商人仗着左大人的后台欺负陕甘籍商人很不满意。所以进衙门时，还真担着心。
当他忐忑不安地递上申报书时，那个藩台大人看了一眼，忽然叫他起来说话，并吩咐差人与他看座。这让吴孝增吃惊不小，弄不清大人是何意图。
藩台大人和颜悦色地问道：“尊驾府上是湖南安化？”
吴孝增惶恐地点头称是。
大人又问：“安化城里吴姓有几家？”
吴孝增愈发不明白，只得回道：“只有小人一家。”
大人笑了笑，问：“古丈花土司的令妹花郁青嫁与安化吴家四公子，不知是尊驾的何人？”
吴孝增额头冒出汗来，连忙从椅中出来，伏地叩头道：“就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