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快就得到验证。
魂已断、梦相随（5）
从苏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华另一位老友冯亦代的电报，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无论是李颢，还是亦代、徐迟这些老友，在冠华辉煌年月，从未来锦上添花，因此我那时竟与他们从不相识。但是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们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怀和鼓励，我对他们永志不忘。
３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绍给黄宗英同志。我和宗英过去并不相识，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五个小时，她的坚强深深感染了我。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虽然，后来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之极。在冠华逝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他也无法庇护。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这一次拯救我闯过死亡关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败的性格。我把自己关在我们过去的卧室（当时的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我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我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我的死，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无法得知冠华和我的悲剧。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死！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我得到了黄镇、宋之光等这些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最后，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组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终于妥善处理了矛盾。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我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时候，女儿妞妞已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了。她担心我一人孤独无援，邀我去美国探亲。也有朋友劝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为过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我却坚持留在了这一块土地上。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改变的一种执著和追求。不论这片黄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时代的梦、中年时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论它溶进了我多少痛苦的泪水，我却总是难以割舍！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魂已断、梦相随（6）
冠华当时那种虔诚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调整中解决。我不愿与他争执，因此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对理想破灭的感受。我相信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是永存的，那就是对这方土地和生息于此的人民的挚爱。至于对不公正的纠正，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回归大地
自此，我的心平静下来，专心为冠华修东山的墓。我在《故乡行》里提到过，这墓的每个细节都是我亲自设计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倾斜的墓碑象征着回归大地与人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仰望长空和锦绣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参谒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墓时受到的启发。那个墓身是一块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周围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我很受震动，觉得有一种浩然正气在空中回荡。我在冠华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体现他一生的坚定和刚直。墓身周围的鹅卵石是在见到他在盐城上小学时的那条天天踩过的鹅卵石小巷后想到的，象征着他从这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后的塔松是冠华告诉我他两次陪同总理、陈老总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最最喜爱的是日内瓦的塔松，他说陈老总也很喜欢。墓前台阶旁的两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钟爱的。他特别赞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院子里栽几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现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每年入秋，冠华在塔松的婆娑声中可以闻到阵阵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华的墓修好了。11月15日我带着他的骨灰启程去苏州安葬。行前，我已逐渐平静的心里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遗骨陪伴了我两年，如今要离我而去，留在那清冷的东山之巅。我突然后悔不该修那墓，不该让冠华离我而去。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两年的时间中，冠华无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梦！如今，魂已去，难道梦就从此断了？我久久抚摸着黑色大理石的骨灰盒，难以割舍。最后我断然决定留下一小份骨灰伴我身边。如果我今后飘零到天涯海角，也有他在身边，这个梦将随我远行，给我祝福。
11月17日我在李颢夫妇的陪同下把冠华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墓地。吴县和东山的领导亲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带去的一张放大的我和冠华的最后合影放入他的墓穴，紧靠着他的骨灰盒。在他墓穴的旁边是个空穴，那里将是我最终的归宿……一切仪式结束后，我谢谢大家，请大家先下山，我想独自最后同冠华在一起呆一会儿。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时分，阳光和煦，我静静地坐在冠华的墓石旁。一切都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荣耀，多少难平的冤屈都随着一锹锹的泥土埋入了地下。又是那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充满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十四年前我们的初识，出现了拉瓦尔品第淡蓝色的夜晚和纽约深秋之夜的肖邦钢琴旋律。这本应是人间一段多么美好的爱情，但命运却使它以悲剧告终！
魂已断、梦相随（7）
从苏州回来，我在忧伤之中夹带着对新的生活的期望。经过了两年痛苦的徘徊，我终于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很好的里程碑。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正因为这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