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说新闻- 第8部分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怎样被异化的？（2）
我的新闻讲座素以大胆、尖锐、直刺积弊、毫不留情面而闻名。云南省自实行新闻职业任职资格培训考试制度以来，先后办的十几期培训班都是我去讲“新闻职业道德”，讲得能让不少人脸红心燥；每年也都还有些部门和行业要请我去讲上一二十场，我对这些部门和行业新闻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都直言不讳。我的讲座从来不打草稿，所以想说就说，口无遮拦。上个月，全省监狱系统举办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据说是大大小小每个监狱都来了人，我也讲监狱系统的新闻报道不要“自锢为监”，毫不客气地讲了很多监狱系统发生的“丑闻”和媒体的报道实例。我想总不至于揭了监狱的短就投我进监狱吧？哈哈！今天也一样，法院也不会因为我讲的话不那么入耳就判我的刑。所以我就放开了讲。
　　全省每个州市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宣传干部全都在场，这可是表明我们媒体立场的一个难得机会。我站在媒体的角度，讲媒体对新闻发言人的期望和要求，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大致讲了这么一些要点：
　　第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增强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动引导舆论。但是你可以主动发出声音，可以增强你的声音，却不可封杀别的声音。引导舆论不是垄断舆论，事实上也做不到。把新闻发言人制度理解为对新闻采访的限制和绝对控制，不仅徒劳，而且十分不明智。
　　第二，新闻发言人绝不能有任何凌驾于媒体之上或者施舍于媒体的想法，只能是真心与媒体交朋友。平时不认真交朋友，有事才来跟媒体说三道四甚至发号施令，没门儿！
　　第三，务请记住，新闻发言人是为了方便媒体采访而存在，而不是反过来给新闻采访增加障碍。新闻发言人应该尽一切可能给新闻采访创造方便的条件，在提供方便条件的同时，有义务为记者提供权威、真实、准确的“官方”信息。
　　第四，聪明的新闻发言人会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主动提供给媒体，而不是躲躲藏藏，等到记者找上门来才出面表态。人之常情，你主动在第一时间把信息告诉给了媒体和记者，媒体和记者自然会在心理上同你产生亲近感，后续报道怎么报、用什么口径报道、报哪些不报哪些都还有得商量；如果是媒体自己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挖到的线索，对不起，这时候你的说法就是“仅供参考”了。这是大实话。
　　第五，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发言人“主动引导舆论”最主要的手段和形式。但请记住，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是靠新闻发布会就能“吃饱”，所以勤开发布会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媒体“报料”更重要，有时候还要讲究点策略，今天给重点联系的这家媒体提供点儿“独家”和“猛料”，明天再找点儿“独家”和“猛料”提供给另外一家。不要寄希望于所有媒体都会对你新闻发布会上的“大路货”大做文章，能在边边角角给你对付上一条已经算对得起你花钱、费力开的新闻发布会了。
　　第六，新闻发言人总想多塞些“正面宣传”给媒体，但请注意，不要觉得事无巨细都能上报上电视就一定是“好事”。正面宣传会不会产生负面效应还要深思熟虑。我举了前不久某中院发布的一则新闻：杨老汉辛酸奔波两年才终于赢得一场小官司，出于小老百姓对法院的敬畏和感激，给法官送来一面锦旗。这就实在不值得写新闻大肆宣扬。
　　第七，新闻发言人往往并不接触具体的业务工作，要让自己真正有“发言权”，还得悉心钻研业务。拿法院的新闻发言人来说，碰到大案要发布，你对案子即使不能比审判员了解得更透彻，但至少要比在场的所有记者都要了解得更透彻。只会照本宣科念完新闻通稿就喊“散会”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哪个媒体和记者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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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1）
2007年7月16日　　星期一
　　中国头牌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应邀来昆明为云南省领导干部作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上午我也起了大早，赶去听讲。报告会后，有领导向厉先生推荐我，在先生面前夸我是北大的“杰出”校友。抬爱的结果，是我被邀请与厉先生和夫人共进晚餐。
　　厉以宁先生名动天下，所到之处身边都围满了人，直到餐后、临睡前才终于清静下来。我陪着先生去小花园内散步，幽静的小径上再无其他人打扰，我得以就经济学传播的几个问题向先生求教。
　　随着财经媒体的崛起，经济学家成了学者中间最“吃香”的一群人，经济学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那么，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对“经济学家明星化”的现象又怎么看呢？
　　厉以宁：经济学家就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只不过经济学家作为“智库”，可能会更多地影响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对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媒体对经济学家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过多地炒作经济学家，反而会使经济学界多了些浮躁之气。有些经济学家不是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现象去作严肃的、艰苦的、科学的研究、论证、评估和分析，而是成天想着如何才能以稀奇、古怪、大胆的言论去取悦媒体，这是颇值得忧虑的。
　　中国经济学界素以“好斗”“好争论”闻名，媒体天性使然也是喜欢“斗辩”和发起“争论”的，因为这能使媒体获得更多读者的眼球。所以，经济学界几乎每一次“论战”，都给媒体提供了“猛料”。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越激烈、越血腥、越有火药味，媒体就越发被刺激得兴奋异常，就越发来劲。
　　厉以宁：学术界的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也就没有学术。但是媒体过多、过滥地介入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反而妨碍了经济学界的学术之争。有时候，媒体的声音反而掩盖了真正经济学家的声音，有的经济学家抛出的观点本来不占主流，却夹着媒体的热捧声音分外响亮，调门奇高。学术观点之争往往被媒体推波助澜演化为人身攻击，让人感到很难说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了，这会败坏经济学界的学风。
　　我这样理解厉先生这番话的深意，经济学家研究的多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之间的争论有助于把问题搞透彻。但公众并没有学者那样的学识素养，如果把经济学家们在学界内部的争论意见都不加选择地端到公众面前，反而使得公众莫衷一是，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发展方向产生困惑。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在经过广泛争论之后，终会形成一定的共识，媒体还是应该多报道这些共识，少报道一些分歧和争论为好。毕竟，经济学研究直接关系国计民生。

20年后，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2）
厉以宁：是的。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经过这么些年的争论，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步取得了共识：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我绝对不利，人民币小幅升值利大于弊。媒体大力宣传经济学界达成的这些共识，就有助于帮助公众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但如果报纸上一会儿说人民币升值好，一会儿说人民币升值不利，老百姓就被搞糊涂了，说不定还会丧失对人民币的信心，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学术争论无禁区，宣传报道要守纪律。
　　那么，在经济学传播过程中，或者说媒体在报道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观点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握些什么呢？
　　厉以宁：经济学报道一是要准确，二是要经得起考验。“准确”是说，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学家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未必就是准确的结论。媒体不能觉得哪个经济学家权威、哪个经济学家说的话新奇就去报道，还要问一问这个说法有多少根据，是否经过实证。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放言“中国的GDP水分很大”，媒体就跟着炒，但是媒体想过这个结论准确吗？我刚去过重庆，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跟我讲，他们统计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只能统计到农民寄回来的钱；农民吃的用的和没有寄回来的钱，都没有计入GDP；即使国有企业有一些虚报浮夸，但占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只会瞒报；国外是把家庭保姆的收入都计算在GDP之内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跟你家的保姆结婚，GDP就减少了，可我们的GDP统计保姆的收入了吗？所以据我研究，中国的GDP不是有水分的问题，而是实际的GDP还要大得多！报道不准确的结论，就是对公众最大的不负责任！所以，媒体对还拿不准的、或者个别经济学家未经实证的观点不宜公开大肆宣扬，要么发发内参是可以的。
　　一方面，媒体时常传播一些似是而非、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股份制”的经济学家，因此有“厉股份”之称，但从股份制理论的提出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其间仍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媒体往往又犯着“急躁、武断”的毛病，干着“扼杀真理”的事，还自以为是在“维护真理”。
　　厉以宁：经济学报道的第二个要义，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济学是一门需要较长时间来验证的科学，经济学的新闻报道能够没有“时间验证”的意识吗？经济学的研究究竟谁对谁错，是要靠实践和时间来检验的，媒体也不要匆匆忙忙下结论。媒体的报道要做到20年过后再来看，你这篇报道还是对的。股份制经过了20年，终于被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社会承认了，但是当年媒体批股份制批得可厉害了，全国媒体几乎一边倒，似乎我厉以宁就是洪水猛兽，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