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母亲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的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从表面上看，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全面了，思想性更强了，更紧跟时代了。按母亲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这完全是真实的。但在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看来，母亲这样做却有迎合政治口号，图解政治概念，随意编造情节之嫌。
战争年代，因为极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知识分子干部所遭受的各种考验、磨难，甚至批判远比工农干部为多。似乎知识分子干部天生就比工农干部矮一头，因此必须要拜工农为师，脱胎换骨地改造。母亲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局限。她诚心诚意地意识到初版的《青春之歌》对女主人公与工农结合部分写得不够，批判不够，立刻补写了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认为这么增加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母亲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1991年6月，母亲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 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直到晚年，她都坚持这一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世界语以及藏文等18种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实属罕见。
据我所知，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出版发行的小说中，《青春之歌》的外文译本之多，名列前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出第二本。
《青春之歌》成为了共和国一部长篇经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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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电影《青春之歌》（1）
小说《青春之歌》的巨大影响，使电影界的人都明白，谁拍摄，谁成功。
谁都知道，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青春之歌》成功与否的关键。
导演崔嵬和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为此，北影厂与《北京晚报》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并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
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从调查中了解到，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新人。
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儿。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
到底让谁来演林道静呢？
据郭开在文革中的揭发，导演崔嵬曾气势汹汹嚷道：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3月份下了场雪，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夺的情况下，电影就开拍了。崔嵬着急地物色着演员。他曾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过院长，某日，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就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把谢芳接到北京。
谢芳确实有些特别。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就不用说了，她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留学海外，精通英文，翻译过《基督教伦理学》等著作，并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班同学。谢芳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崔嵬真有魄力，在当时就敢选这么一个右派的女儿当主角。
通过试镜头、试戏，谢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
为了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
崔嵬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精心挑选了大牌儿演员来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扮演。
崔嵬还请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大指挥家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彭真后又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注意抓这部片子，说这是政治任务。
因此北影厂将《青春之歌》列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摄制《青春之歌》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后由彭真亲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审查样片，一致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
母亲听到的反映都是：电影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
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母亲：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母亲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母亲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母亲。母亲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母亲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母亲笑了笑，点点头。
电影放了近3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母亲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母亲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晕晕乎乎的……回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广大读者有所了解。电影从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13。电影《青春之歌》（2）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中并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