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
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
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
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22。晚年的变化（2）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