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说是徐明清把江青介绍到延安，为江青写假证明，帮她混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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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3）
由于1977年中央10号文件的错误，该作者第一次所写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当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已发出了“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的红头文件后，这位作者却接连出了3本有关江青的纪实文学，换汤不换药，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与江青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容并无改变。依然还用两人“亲如姐妹，一丘之貉”这样的语言，甚至还对徐明清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不单个子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
这些书继续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其有关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远扬。
因为该书作者是位老同志的夫人，她所著的书自然有权威性，影响极大，结果严重丑化了徐明清同志的公众形象。尽管该作者在延安时也认识王观澜夫妇，私人之间并无矛盾。
其实，该作者当年跟江青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还经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发型，能说她是江青的死党吗？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无法忍受这种诬陷。自1981年3月她读到《江青野史》中有关她的描写后，便开始了先向组织，后向法院进行的申诉。70岁的她用颤抖的手，悲愤地写道：
1980年12月×××用笔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书，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帮”倒台后对我迫害的材料，不顾事实真相，捏造情节，在该书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对我侮辱诽谤。经我向中央申诉后，×所在单位党组织曾对她批评教育；……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伍修权同志当面对她严肃批评……但她始终没有公开声明，更正、承认错误，因而使许多不知史实的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继续扩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书，该书以《江青野史》同样的内容情节照登，只是以带括弧引号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继续捏造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节茶话会上，薄一波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托，向老同志问候时，特别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却置之不理，当1988年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时，徐明清的恶名仍留在书中，徐明清没有办法，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认为党员的问题应由党组织解决，迟迟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的司法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可是对一位受到如此污蔑和伤害的老革命，我们的法院却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进行保护呢？
与明清分手后，一连几天，母亲脑中总是徘徊着这件事。不仅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足而沉痛。她忧伤、感慨、甚至愤懑。难道高干夫人就可以肆意污损别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吗？
母亲利用住院期间，详细看了明清送来的材料。阅毕，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名誉屡屡受到诬蔑的明清大姐实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的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却无视这个现实，不把错写的部分删去或改正，只把名字稍加变动，继续再三出版。
鉴于该作者一连出了4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一连4次把徐明清当成反面人物写进书里，肆意往一位老同志头上泼脏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有关部门确实处理过，如中组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这些党内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赔礼道歉。法院仅仅向明清口头上宣读了一下被告检查信的大致内容：
一、以责任心出发接受（意见）。
二、过去没有恩怨，现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写）。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办，无抵触，请徐原谅。
而该作者的4本书在此检查之后，仍继续在海内外发行。这样的内部检查，怎么能够为徐明清恢复名誉呢？徐明清理所当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她在诉状中说：“我要求通过法律使×××侵害我名誉权的问题得以解决，判令×××发表公开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她没有提出精神赔偿问题，她打这官司不图一分钱，只是要对方认个错。
结果，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母亲很是不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不审理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呢？难道法院只管非党群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吗？过去不是也有很多党员之间打过民事官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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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4）
我们的老党员徐明清同志的名誉权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呢？
想到这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法院是否因为对方是高干夫人才不予受理？人们极易这样想，也不能不这样想。
换了普通人出书，这么恣意糟蹋别人的名誉，法院能不受理吗？为何对高干夫人就不敢触动？古人都知道“法不阿贵”，“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啊！
徐明清1911年出生，现已80岁还得打这场官司。让她痛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国内很多报刊竟然都不予刊登，无非是对方的特殊身份。
母亲得悉了徐明清的处境后，决心写文章替她喊一嗓子。她与徐明清原本不认识，仅仅两家的孩子是同学。但当明清大姐向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愤然。她想即使毛主席的夫人，犯了错，都要处理，你怎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诬蔑人？
母亲全力以赴，奋笔疾书，于1991年初写了一篇《我为明清辩清白》一文。
母亲说，不平则鸣，自己已耄耋老矣，也该无所畏惧了。
果不其然，北京的各家刊物都不予登母亲的这篇文章。母亲只好托朋友吴康民在香港发，开始竟也碰了钉子，但经过母亲的多方联系，最终还是在《繁荣文摘》上发了。可国内却迟迟发不出来。
为能发表它，母亲没少费力气。内地各大城市的刊物都对该文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登。一时间，大名鼎鼎的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敢发表它的地方。她那时已经79岁了，白发苍苍，还要费口舌，四处找关系求人。
文稿漂泊了2年之久，到1993年5月才终于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杂志《特区法制》上发表。为了徐明清的这个案子，姐姐徐然也与母亲并肩作战，撰写文章，四处奔走。
其实，很多老同志都对那位高干夫人写的书有看法。帅孟奇就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怎么写起江青来了？
刘英也有同感。曾多次对徐明清说：×××那几本书在海内外造成了坏影响，应当写点文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这不仅是为了你的清白，更是为历史的真面目。刘英还为徐明清的回忆录题了词。萧克同志则抱病为回忆录题写了书名《明清岁月》。
甚至连那位高干夫人的亲姐姐，另一位老同志的夫人，也对自己的妹妹有看法，因为她写的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
人们都是热爱正义的。
……
写到此，我不禁感叹：老战士徐明清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她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人人痛恨的江青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格。
而母亲则鲜明地站在年老病弱，多年受压的明清大姐一边。为老大姐写文章洗刷清白，她干得漂亮，干得正义。
母亲少年时，曾苦学武术，幻想当侠客四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六七十年过去，她这一本性仍旧未改，继为刘亚光鸣不平尽管站不住脚后，又为明清大姐拔刀相助。
这个时候，距离她的生命终点还有两年零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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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1）
王汉秋是河北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一位农民。
他的父亲靠卖麻绳，挣了一些钱，置了些地。父亲死后，他继承了这些地，也就成了一个小地主。可他花钱大手大脚，从不把心思放在发家致富上。用媳妇的话讲，他一当家后，日子就没的过了。
他好交朋友，仗义疏财。看见村里有人没粮食吃，就主动把自己粮食送去。他对长工宽厚仁义，曾把一支鸟枪送给长工。长工的孙子到现在还喃喃不休地说这件事。
他是独子，念过私塾，看了不少书，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
1939年10月，霸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了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从各区、村选拔一批优秀分子进行培训。王汉秋及女儿王以云都参加了，并认识了当时的霸县县长马建民。从此以后，王汉秋父女俩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的家成了堡垒户。马建民杨沫夫妇来东河岗村时，经常住在他家。
王汉秋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当上了小学老师，教儿童团的孩子们抗日道理。那时，离村2里地的昝岗就驻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干这个工作要冒很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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