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令陈寅恪较为顺利地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事实告诉世人的是，就陈、柳、汤三人而言，其学问各有所长，柳乃陈寅恪启蒙时代的老师，汤在哈佛时与陈、吴二人不相上下，并称“哈佛三杰”。以此经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从三人中选其任何一人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人们看到的却是陈寅恪这位当时在国内学术界和主事者眼中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健步走入清华园那挺起的胸膛，柳、汤从朦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需要继续补充的是，吴宓尽管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当时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眼中的地位并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声名却有点“功高盖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从梁在曹面前所说的那句“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来看，当时的梁任公一定是绷紧了面容，甚至是声色俱厉的。在梁、王可能还有赵元任的合力围攻夹击下，已不是这位曹校长是否答应陈寅恪进清华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假如曹云祥“牙丁半个说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华校长那把椅子上坐稳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严迫情形中，曹云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请陈寅恪入主清华园——尽管可能心中还有点不太情愿，以致让具体张罗的吴宓“费尽力气”。
当然，此时的曹云祥可能没有想到，吴宓与梁、陈等人的到来，竟成为他的掘墓人，并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就合力为他敲响了前途的丧钟。在以梁、陈为首的反对声浪中，曹云祥只得宣布辞职，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清华园。这是后话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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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为神州惜大儒（1）
在清华研究院成立至曹云祥辞职溜走的这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事实证明吴宓、梁启超在举荐陈寅恪时，对曹云祥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妄言。陈氏一到清华园，很快就展示了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盖世风采。
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定，每期学员满一年即可毕业，发给学历证明。若有想留校继续研究者，可提出申请留校继续学习、研究。当陈寅恪到清华园时，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但仍有刘盼遂、吴其昌、姚名达等7人留校继续攻读。1926年9月8日，陈寅恪参加了第二学年，又称为第二期的开学典礼。此届招生如谢国桢、刘节、陆侃如、戴家祥、吴金鼎、卫聚贤、王力、姜亮夫等29名，加上第一届留下的7人，共有学员36名。在开学典礼上，各位导师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最为慷慨激昂，令听者为之热血沸腾，几欲挥拳仰天大吼者乃梁任公——这项特殊本领与才华是其他几位导师特别是王国维所不能匹敌的。
这一学年，诸位导师均使出看家本领为学生开课，陈寅恪亮出的绝活是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指导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为：
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这一连串的列目，足令人为之眩晕，也可看出陈寅恪在古文字学的造诣已经到了何种广博精深的程度。
由于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在详情。加之陈氏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据陈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回忆，陈氏在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57】。显然，这是他的自谦。陈氏的受业弟子、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其“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58】。据陈寅恪侄子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59】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60】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独为神州惜大儒（2）
尽管陈寅恪的子侄辈受这位六叔教诲多多，但对其学问仍有窥无涯之海，无边无沿之感。陈封雄曾对问过他的研究者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61】
根据陈寅恪一生治史之“无证不立”的严慎态度，仅凭家属、亲友、弟子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证据难寻，但也决非一点线索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氏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窥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62】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据说，俄国人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个突厥石碑，但对碑文一直搞不清楚，学者们莫衷一是，后来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竟毫无异词，同声赞同。
陈寅恪尝谓自己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63】。到底是咸同（咸丰、同治）还是光宣（光绪、宣统），是自谦还是自贬，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放洋十六载，依旧是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如戏台上女扮男装的小生打扮大相径庭。陈氏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三块瓦”皮帽），裤脚扎一根布带，脚穿厚棉鞋。戴上近视镜，一副土老儿模样。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中，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64】
独为神州惜大儒（3）
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因而在生活中经常闹出一些啼笑皆非的“怪事”。
陈寅恪初至清华园任教，他的侄子陈封怀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5】。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讲堂也颇有点“怪招”。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