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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祖母的话，我开始是相信的，后来有点将信将疑，但随着父亲英年早逝，事过境迁，始终没有弄个明白。
1934年祖父去世了，因为征兵打仗，大叔何祥知、二叔何祥月、三叔何祥福都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二叔和三叔都战死在战场，大叔在日本人轰炸长沙的时候，幸免于难，并结识了当时年仅15岁的杨雪兰。杨雪兰全家的亲人都在那次轰炸中炸死了，她无依无靠，才嫁给我的大叔何祥知。大叔把婶妈送回老家，自己又随大部队开到广西桂林去了。1938年十一月婶妈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何代明。
随着祖父的去世，二叔三叔的战死，大叔又远在桂林，小叔还不到十岁，所以“榨油坊”就由我父亲帮助祖母管理和经营，养大两个弟妹。
我和何代明从小就是一对天生的玩伴。常常到“榨油坊”去摆家家和捉迷藏。
榨油的生意是有季节性的，要每年10月以后才有茶籽榨油。榨完茶籽油，再要到第二年的二、三月才能榨桐油。父亲单靠榨油挣钱无法养活三口之家，闲来无事就到赌场去赌钱。父亲赌钱很有节制，赢到一定的时候就抽脚走开，把赢回来的钱交一部分给母亲，母亲用这些钱来改善生活。小时候的我只要看到哪餐有豆腐干炒肉吃了，就知道父亲赢了钱。有时父亲赌输了，只要把带去的本钱输光了，就马上抽脚离开，决不恋赌，决不欠赌债。
母亲精打细算，常常不敢把父亲交她的钱用完，要积攒一部分下来应急。记得有一次，父亲的手气不好，输得没有本钱了，成天闷闷不乐，唉声叹气，母亲就赶紧把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块银元交给父亲，结果父亲用这一块银元赢回了十几块银元。
小叔年轻玩心重，不但平时爱到赌场去玩，即使榨油的时候也没有心思，瞅一个空子，就溜到赌场去了，一定要祖母尖着嗓子满街喊，才好不容易喊回来。
三、逃难的故事
三、逃难的故事
我的隔壁是桶匠铺，老板叫谢和，母亲要我叫他和伯伯。他把杉木锯成木板，再用竹钉子并起来，就是圆圆的木桶胚子。
木桶做成胚子后，要把两头的口锯整齐。锯木桶口的时候要锯下许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木头码子。我把比较规则的拣回去和何代明玩摆家家，比赛谁砌的房屋高大。
这一天我又在她家拣木码子。突然一声巨响把她的房子震得直掉瓦，我吓得调头就往回跑。迎面就碰见母亲神色惊慌地跑来找我。她抓着我的手一边往回走一边说：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新桥头的铁路桥炸断了。 跑回家里，看见父亲正在慌忙地往两只箩筐里装行李，母亲一边帮着装，一边埋怨父亲没有早几天逃，不知现在还来得及不？
正说之间，小叔来了。他说日本鬼子还在衡阳，到这里至少还得两天。因为国军早把铁路桥梁炸了，一路上又每隔500米挖一个2米深、30多米长的口子，火车开不过了。国军都从公路上撤退，撤一段炸一段桥梁和破坏一段路基，日本人的辎重无法运过来。
听了这些消息，大家都放了一点心。父母继续收拾东西，带不动的统统藏到榨油坊梁上的稻草丛里。我也把我收拾来的几十个木码子藏到稻草丛里，等逃日本回来再和何代明玩摆家家。
一切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母亲开始生火做饭。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糯米、红糖、绿豆加点猪油做成了一锅又香又甜的糯米饭。说父亲挑重担走远路，带我们要到三十多里外的“打泥皂”二姨家去躲兵，吃糯米饭难得饿。
吃过中午饭，我们马上起程，父亲担着一大担行李。母亲说，大山里缺米、缺盐，所以油盐米面占了大部分。用的东西主要是床上盖的和身上穿的……。
母亲背上背个好大的包袱，里面全是我家三口换洗的衣服，左手还挽着一个胀鼓鼓的小包袱，里面装着我们平时走亲戚见朋友才穿的当家衣，以及这次要送给姨母的见面礼。家里还有两只快要生蛋的母鸡，母亲用一个竹笼子关得严严的，要我用手臂挽着带走。说我快七岁了，也该学习做点事了。
我们翻过赵坪铺西面的山梁就到了高子塘铁路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对面公路上，全是撤退下来的国军。一队一队在公路的两边神色紧张地走着，公路中间全是坐满官兵的汽车，汽车的后面拉着长长的大炮。间或有几个挎着盒子枪的军人骑着大马跑过来，又急速向前面奔。不知有多少部队，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了。
我们与国军沿不同的路向西平行而行。走了还不到两华里，就到里雅塘了。我发现铁路与公路相隔不到三米，铁路在上，公路在下，于是父亲就带我们走下铁路，跟国军一起沿公路走。有个背盒子枪的国军在向父亲打招呼，问 “这是什么地方”？因为父亲说话声音太小，他们听不清，经过母亲“翻译”，才听清这是“芷冲”。他向父亲表示感谢，并说：“不要沿公路走！日本鬼子很快就会追过来，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可能也会沿公路轰炸、扫射，很危险！……”
父母谢谢他们，并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大山里。
沿着公路又走了一里多路，父亲就带我们向右边走下了公路。再经过一个叫“龙湾”的大村子，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挂着锁，连狗也看不见一条。
不久就连公路也看不见了，接着我们就爬山。
翻过了好几座山，走过了好几条垅，到太阳只有一杆子高的时候才走到一个大村子边。村子里有几栋青砖瓦房点缀着，父亲说“这就是花屋院子”。我们放下行李，坐下来歇息。
这时候发现小脚的母亲不但脚上打了两个大血泡，而且手脚都浮肿起来了。我呢，挽着鸡笼子的手早已麻木酸痛不已，脚上也打了血泡，但我没叫一声痛，只是不断地问父亲：“还有多远？”。
父亲把手向东北面一指，说：“你看那座高山疙瘩就是”。
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座高山好像就在前面矗立着，灰蒙蒙的，有点看不大清。它分出了3条小山脉，其中一条就直向我们眼前扑来。看起来确实不远了，我的信心又来了。
可是父亲心里明白，天色已经不早，照这样走下去，天黑前是到不了“打泥皂”的。
为了轻装赶路，父亲决定把他挑的红薯、南瓜和装满酸菜的坛子卸下来，寄存到花屋院子的熟人家里。把母亲的两个大包袱装在他的箩筐里，把我挽的鸡笼子交给母亲提着。让我空着手走，而母亲的负担也轻了，父亲的重量也没有加重。这样一来大家都走得快了，争取天黑前赶到“打泥皂”！
母亲那双小脚，怎么走也走不快，只走了一小会儿，她又拉在后面老远了，我老喊母亲快点走。
突然走到一个大“水帘子”边，白花花的水从很高的山崖上倾泻下来，四处飞溅，发出的声音把我喊母亲的声音都掩盖了。
我见父亲就要上山了，他的身影就要让树林子挡住了，很快就要看不见父亲的身影了，心想：如果我看不见父亲的身影了，我和母亲怎么认路呢？
我见母亲还离我很远，就急了，一个箭步扑过去，把她手里的鸡笼子夺过来，但她仍然走不快。我老催她，她老要我快走，说她走丢了没关系，只要我没丢就行。
我再用眼向前面找父亲，见父亲在树底下等我们，我这才放下了心。
天就要黑了，太阳早已看不见了。真奇怪，在花屋院子望见的那座大山疙瘩不见了。父亲说我们就走在山疙瘩的下面，大山被小山和树木挡住了－－父亲还告诉我，刚才前面的水帘子叫“牛婆下尿”，从这里上山还有五、六里路。
母亲说，她是脚走不快，并不是鸡笼子难提，所以她仍坚持要提那鸡笼子。
上山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陡了。路边长着的芭毛草早已上露了，我的裤脚早就湿透了。
天全黑下来了，看不到月亮，只有星星在懒洋洋地眨着眼。萤火虫在飞，蚊虫在叫，小溪流在窃窃私语。
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开阔地，但眼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向左上山，藏在芭毛草丛里，芭毛草上粘满了露水；一条向右，沿着田埂通向另一个灰暗的山坳。
父母迷路了，他们也只来过两次，第二次是五年前二姨过30岁生日来的。
我嚷着要去探路，父母同意了。我顺着田埂路一路走过去，走不到三十米，我到了一个山崖边，就再走不通了。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他们马上就判定是左边那条路通“打泥皂”。
我见父亲认准了路，一个箭步就冲到他们前面去了。我直往山上冲，冲了不到五十米，就看到火光了。父母说“二姨家到了”，又说“星俫已不要走了，等我们上来才一起走，当心院子里有狗！”
几分钟父母就双双走上来了，我们终于到二姨家了。
山里人睡得早，听到母亲喊门，二姨喜出望外地开门迎接我们的到来。
那时山里没有电话，邮路也不通，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全然不知。母亲把今天发生的一切讲给他们听，他们当作天方夜谈，听了很是惊讶！
姨母家有四口人，姨父是个聋子，早睡了，没有叫醒他。一对儿女，女儿石玉秀，小名玉妹姬，那年15岁，个子不高，一双眼睛乌黑乌黑的很动人。儿子书名石安生，小名安鸡公，脸白白净净像姨母，当时12岁比我长5岁。
二姨比母亲高半个头，东瓜脸，皮肤白净，说话轻言细语，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很有教养的样子。
山里人待客吃饭最好的是面条加荷包蛋。我吃过面条加荷包蛋之后，就同她儿子上楼去睡了。第二天起来仍然没有见到姨父，说姨父出去干活了……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他。因为姨父每天都要趁早晨凉快上山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