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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的岸上，落下一个空旷的白日，让人无可名状。
直到日落将息，华灯未上，恒河祭礼准备就绪。从瓦拉纳西诞生之日起，恒河祭就没有间断过一天，年轻俊美的婆罗门祭师们，准备了水、火、香、灯、铃、鼓和一脸肃穆一心虔诚，一祭就是五千年，最丰厚的牺牲就是那忧伤血泪中尘埃斑斑的岁月吧，是岁月里逆流年而益增的渴望，渴望死、渴望重生、渴望梵、渴望人梵合一。这种渴望不是印度教徒独有的，正如真理不需要标签，幸福也不需要标签，它不是佛教的、印度教的、基督教的或者回教的，它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它属于每一颗希求圆满的心。于是恒河祭，竟像是在欢庆我们的不圆满，礼赞那因不圆满而渐渐增长的出离心。
冗长的祭礼，从初夜到中夜，船只从漂流到靠岸，有人发现那平静中隐藏的狂喜吗？火焰渐渐熄灭，熏香已经飘散，铃声消、歌声止，人们在幸福中退场，瓦拉纳西的灯火想必亮起过，现在已经暗淡，我意兴阑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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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之遇
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铁路网，但这并不是我选择坐火车在印度旅行的原因，而是因为：火车，是进入印度人生活的最直接工具。在印度，我曾经和十二个陌生人一起坐着一辆只有六座位的面包车，在马路上狂飙，相比之下火车上的人比汽上的人要心平气和，不紧不慢，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跟他们从搭话到深谈，又从深谈到相看无言最后依依不舍；我也曾经坐过从德里到瓦拉纳西的印度国内航班，坐火车的人比坐飞机的人，他们的英语带有更浓重的印度口音，模糊不清，但是他们却从不介意向你介绍他们的真实人生，不卑不亢。
那是二零零四年底，我第一次到印度，第一次坐上印度的火车，从德里到迦耶。原计划的行程是十二个小时，但是由于在我坐上这班列车的前一天，其中一段铁路被炸毁了，正在紧急修复，列车于是漫无目的地被延误，所谓的漫无目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到底要延误多久。听说这次爆炸不是因为政治或宗教冲突，而是在列车到来之前就有人将铁路破坏了，仅仅是为了迫使列车停下，然后好上车打劫，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让当时的我觉得太不可思议，这种打劫方式也太猖狂、技术含量太高了。后来一位在印度生活多年的喇嘛朋友告诉我，比哈尔邦以前的一位市长在退休后组织了一支队伍，去当了土匪头子，我也就明白，炸掉一小段铁路实在不算是难事。可那种等待是折磨人的，好像目的地永远都不会到，又觉得也许在决定放弃的下一秒，它就会来到。最好的方法是，忘记你的目标，所以我开始找人聊天。
当时，中国背包客是印度所有背包客中的稀少品种，我因此而被一个十五人的大家庭热情地邀请到他们所在的车厢，一起分享那段前途未卜的漫长旅程。那个姑娘——虽然我问过，但现在已经忘了她的名字——是这个家庭里仅有的女孩，她有好几个哥哥好几个弟弟。她看到我似乎很高兴，却不敢主动和我说话，只是将从自家带的食物一一地摆在小桌子上示意我都尝尝。姑娘身穿传统的沙丽，材料很普通，样式也不华丽，但她有一双印度人特有的大眼睛，已经足够点缀那种异域的美丽。我问她多大了，她回答说已经二十岁了，又反过来问了我的年纪，然后腼腆地低下头，偶尔看看窗外。她低头的时候，睫毛的阴影映在脸上，像一只敏感的蝴蝶。姑娘的兄弟们争相说着话，我饶有兴趣地听着、回应着；卖奶茶的人提着水壶和水桶不停地在乘客和卖香料与油炸小食品的小贩中穿梭，；车窗外不时能够看到蹲在田埂上大便的人，有时候是一、两个，有时候连成排，一副天人合一、坦坦荡荡的表情——在印度的火车上，尤其是三等车厢里，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偏偏看不到乘务员，我禁不住怀疑：那些小贩其实就是乘务员乔装的。渐渐地我几乎忘了这个姑娘的存在。过了很久，当那几位小兄弟的谈兴渐淡，姑娘才转过头，轻轻地问我，仿佛不想被身边的人听到似的：“打扰一下，我想知道，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感觉吗？在一列异国的火车上，一群你刚刚认识又很快会遗忘的陌生人里，有一个人她希望了解你想要的未来，而这个时候你连你的目的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我看着她美丽的大眼睛一时语塞。在那个当下，我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的参考点，之前觉得很实在的价值标准，在这里等不到印证——如果不用考虑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体系和人群，我会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我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真正想要的将来？如果社会对你没有期待，你会如何期待你自己你其实有没有听到过自己内心最微弱而又最真实的那个小声音？到最后，也没有向这位姑娘交上我的答案，我却很不坦诚地对她说：“真对不起，我的英语不足以解释我想要的那个将来。”她并没有介意，笑笑后又回到了她的沉默里。
事后证明那是非常及时的一问，问题的答案几乎就是我那一次到印度的全部意义。那一年是为了寻找上师而去的，去之前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找到自己命中的上师。而虽然抱着一种无知无畏的勇气和冲动，寻找上师的理由却并不清晰，或者说，仅仅是不肯接受生命的现状，却不清楚生命应该去向何方。现在我才开始明白，那一列渐渐靠近上师的火车为什么会慢下来，而那一位姑娘又是在谁的加持下问了我这样一个，措手不及的问题。
（完）
兄弟
印度的乞丐和印度的神牛一样知名，同样是满大街游走，又同样的以一种主人翁精神悠游自得。我每次去菩提迦耶都是在法会期间，而这期间的乞丐是最多的，他们都知道来参加法会的都是乐善好施的佛教徒，同时法会的主办方通常都会安排施食，所以纷纷从十里八乡赶来。
在正觉寺外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刚出生不久、还在母亲怀里的小乞丐，有用手代替两条因小儿麻痹而严重萎缩的腿在地上“健步如飞”的大乞丐，还有老得不能动连吆喝都懒得吆喝的老乞丐。从他们身边走过，会有一种绝望的难过——仿佛他们的整个一生都已经在这条街上铺开，他们的人生从一出生就已经看到了尽头。而很多当地的小孩子即使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擦皮鞋或者帮忙送货，当有外国游客经过时，他们会随时变成乞丐，大方地向你伸出手来——“乞丐”在印度是一种因种姓而世袭的职业，最让人绝望的就是这一种坦然。
所以，当那对小兄弟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对小乞丐。他们一高一矮，大约五六岁的模样，从门外探进半个身子，小声地说：“Hi；how are you may I e in”然后笑了，那不是小乞丐们献媚讨好的笑，而是害羞却真诚的笑。从这个笑容，我觉得也许他们并不是乞丐，因此让他们进了我的房间。他们进来后却站得直直的，生怕碰到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当然，也没有向我索要任何东西。
我问他们其中一个：“你们是兄弟吗？”他说是。我指着高一点的那个小男孩说：“你是哥哥？”“哦不，我是弟弟，他才是哥哥。”我们一起笑了起来，两个小男孩也渐渐不那么拘谨了。我让他们坐到床上，递给他们一人一小包巧克力，他们礼貌地说着谢谢却没有马上拆开。矮个子哥哥在高个子弟弟耳边嘀咕了一句，两个小孩转身就走了。我于是转过身继续收拾琐碎的行李。过了一小会儿，这对兄弟又出现在我的门口：“Hi； how are you May I e in”又是同样的一句。我笑着说：“当然，进来吧！欢迎！”这时候，弟弟伸过来一只手，在我面前摊开说：“送给你的。”
那是一个油腻腻的小盒子，我拿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小盒已经用了一半的清凉油。我问他：“为什么送我东西？”哥哥说话了：“因为你送给我们礼物了。”这一次，我彻底地意外了，在印度我只遇到过理所当然向你要钱的乞丐和收了钱不肯找赎的小贩，从来没有遇到礼尚往来的人。在这对小兄弟面前，我开始为自己对印度人过早下的定论感到愧疚。所以虽然那小半盒清凉油对我没什么用，我还是十分感激地收下了。弟弟问我：“明天还可以来找你玩吗？”我说当然可以，随时欢迎！
第二天，参加完当天的法会回到房间，两个小兄弟已经等在了门前，身边还多了一个裹着一条大毛巾，光着脚的小妹妹。他们说她是他们的小妹，并不会说英语，家里就他们兄妹三个。我把他们请到房间里，让他们看我的数码照相机。哥哥小心地摸着照相机感叹：“这么小，你看看，竟然这么小！”临走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人抓了一把花生放到怀里，兄妹三个相视而笑，一脸幸福。第二天，兄弟俩在楼梯口拦住了我，哥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来：“这是给你的礼物。”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徽章。我问他这是什么？弟弟抢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