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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力向他解释我在寻找一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但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向前往；我是继续前进一直走到拉萨，还是该去别的什么地方？这几位僧人看着我，他们似乎觉得对这样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不应该过分匆忙地回答。于是，他们又给我倒了一杯酥油茶。我一饮而尽。
进入内佛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千手千眼白度母——西藏的观音菩萨，她浑身透着沉着、静谧。据说她法眼通天，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她也以沉静、悲悯的目光回视着我。整个内堂佛香缭绕，充满着静穆的氛围。这静穆被禅院的钟声打破，而寺院的钟声又被我手机的铃声所打断。是我的老朋友道格拉斯？吉尔波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是一位颇有抱负的美国跨国集团的行政主管，他曾经潜心修炼过藏传佛教的默念。他向我透露，他的恩师贝鲁？钦哲？仁波切活佛最近也将要重返拉萨。而且活佛抵达的时候，很可能我还在拉萨。
简直太棒啦！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我又可以同仁波切活佛见面了。我迫切地问道格拉斯，仁波切活佛将于何时抵达，会下榻何处，以及他什么时候能够接见我。我仔细认真地向他询问这些问题，希望他可以给我个准信儿。但道格拉斯却告诉我说，对于活佛抵达和离开的具体时间，他也不是太清楚。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如果我想要见到仁波切活佛的话，我可以去找他。道格拉斯给了我两个人的手机号码，说他们应该知道活佛的行踪。他建议我打这两个电话问问，如果还是无法找到活佛的话，也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活佛会找到我的。
我离开了寺院，沿路搭便车。路边有一块硕大的岩石，上面雕刻了一尊巨大的佛像，漆以鲜亮的黄蓝二色，另用红色和绿色加以点缀。而佛像周围悬挂的洁白的哈达和五彩缤纷的经幡在迎风飞舞。
你在公路上远远就能看到那尊佛像，但是要想触摸到它，必须过河才行。一个小男孩儿自告奋勇带我过了河。到那儿后，他把额头放到佛像的手跟前，祈求佛保佑并且默默地许了一个愿。他也建议我照他那样做。我依他说的做了，也许了一个愿。我希望这尊石佛能保佑我找到香格里拉，而那个男孩儿则祈祷佛祖帮他多挣点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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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酥油茶
对于藏民而言，最为神圣的莫过于去藏传佛教哲学的发源地——大昭寺去朝觐。前往大昭寺朝拜的过程就是一次长途旅行。藏民沿途每走一步都要磕等身长头一次：先双手合十，再将其依次放到额头、胸部还有腹部，然后放下两手，双膝跪地，脸部贴着地面向前扑倒，双手的指尖尽量向前伸直。他们以这种“五体投地”的顶礼膜拜方式依次表达了对佛陀、菩萨、护法神和法师最为由衷的谦恭。每次只能将身体向前挪动一步，到达手指尖刚才所触及的地方，然后又开始磕一次等身长头。整个前往大昭寺的朝圣之旅，从始至终都是如此。
就这样不断地磕着等身长头，经过长途跋涉，一步一步走到大昭寺去朝圣，而这是藏族人为自己的终生信仰所做的一次践行，每一个人在有生之年至少完成一次这样的朝圣之旅。对于有的藏民而言，这种磕等身长头的徒步朝圣之旅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对其他更为偏远地区的藏民来说则要花上好几年才能完成。在大昭寺前面的广场上，沿着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上，磕等身长头的藏民随处可见。有些已经完成了这千里迢迢的朝圣之旅，而有的为此要耗尽终生。
所以，就我而言，要开始寻找香格里拉这样一个旅程应该从大昭寺出发，因为这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首选之地。1300多年前，唐朝的鼎盛时期，为了两个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唐太宗把他的女儿文成公主许配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为藏族人民带来了第一尊佛祖释迦牟尼的雕像。这尊佛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里。
在大昭寺周围的转经路边上，摆放着许多黄铜制的转经轮，轮里面镌刻着祈祷文，转动经轮一周就意味着诵经一遍。因此，大昭寺总是被从周而复始的经轮转动中释放出的上旋能量所环绕。前来大昭寺朝圣的信徒，必定要沿着寺院周围的转经路转动所有经轮，而且要顺时针方向转动经轮，而不能逆时针方向转动，因为时钟是无法倒转的。
文成公主把佛教带到了西藏，而且据说她微笑（而不是大笑）起来就像观世音菩萨。大昭寺变成了学术中心，佛学的传播中心。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理想的“香巴拉”或者说是“香格里拉”哲学，逐渐传播到尼泊尔、不丹、青海、云南乃至于整个世界。因此，从逻辑上讲，寻找香格里拉应该从大昭寺开始。自从到达大昭寺之后我才逐步了解到，开始这样的一个探寻之旅必须首先摆脱逻辑思维的约束。
当我步入大昭寺厚重的红色大门时，四处弥漫的焚香和酥油的气味使我窒息，此时那种束缚感便开始解脱。我走进房门，爬上狭窄的楼梯去顶层找尼玛次仁，他是大昭寺99名监寺僧人中的一位。我在房间里找到了他，他递给我一杯酥油茶。于是我尝试着在这杯茶里寻找香格里拉，我记得应该仔细地找，但是我找得还是不够认真。
由于游客过多，尼玛次仁对此颇有些抱怨。虽然一方面他对有如此众多的游客来大昭寺学习和了解藏传佛教哲学而深感欣慰，但另一方面他又为游客留下的诸多烟头和柯达胶卷的包装盒而感到苦恼。他抱怨道，由于藏传佛教哲学和寻找香格里拉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流行时尚，现在僧人们成天都忙于对付那些烟头和废弃的胶卷包装盒，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坐默念。这成了一个干扰僧侣集中修行的问题。当僧人们都在忙着清理游客的垃圾时，他们还如何能够给游客讲授佛法并很好地回答他们的疑问呢？
我停止寻找（茶杯里的）香格里拉，转而和他讨论起这个问题，希望能够为他提供一个答案。而尼玛次仁却把我带到大昭寺的顶楼来探讨佛学，与此同时还在抱怨那些被丢得到处都是的废弃物。我把那杯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留在了他的房间里。茶最终将会蒸发，而酥油却会保留下来。
尼玛次仁激动地挥舞着橘红色的僧袍下的双手，解释说，“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对此我是既高兴又悲伤。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有如此众多的人渴望通过大昭寺了解我们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令我担心的是游客过多。人们怀着很高的期望来到西藏寻求佛学的真谛。但来到这里之后，却又没有达到他们的心愿。作为僧人，我们却不能向他们正确地传授佛法，因为有很多佛理，我们僧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领悟。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长时间的静默修行，这是个先决条件。而佛学的教义又要求我们僧侣普度众生，也就是要拯救所有的生命。不过，在度人之前，必须先学会度己。仅有金碧辉煌的寺庙和穿着僧袍的僧人，是远远不够的。”他指着他的藏红花色的僧袍说道。“最重要的问题是寺里应该还有佛学大师和导师。”最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多数僧人都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处理前来参观寺院的游客的事务上，而没有静默修行，去领悟那些他们应该传播的佛法。
我问道：“人们之所以到这里来，就是因为大昭寺被誉为藏传佛教的发祥地，所以他们是来到了源头，对吧？”
“佛教起源于印度。”尼玛次仁立刻严厉地纠正了我的说法，“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可能是天数，或许是因为佛教在那里没有建立坚实的基础，也可能是因为那里历经战乱，以至于如今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佛教传播到青藏高原时，香格里拉的种子就被深深地植入了这片沃土，而且发芽、开花乃至结果。因而，我非常钦佩先辈们（包括藏王松赞干布）的眼界。他们通过将佛教的教义同我们的环境、文化还有风俗相结合，从而成功地把印度佛教改造成了藏传佛教，所以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祖先表示由衷的感激。而如今，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继承了这项遗产，就有一种新的紧迫感，应该肩负起保护香格里拉的重担。这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一旦失去了，就不仅仅是西藏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的损失。”
“如此众多的游客前来大昭寺，都是为了寻找香格里拉吗？”我问。
“是的，有很多，很多。上周我接待了许多国外游客。他们告诉我说，自从踏上拉萨这片神圣的土地，他们就感受到完全的宁静和彻底的惬意，从而找回了自己早已遗失的东西。然而，一旦返回到家乡，他们又会奔忙如蝼蚁，时间的紧迫感又会玷污他们的心境与灵魂。无论他们多么富有，也不管他们所拥有的工厂多么巨大，他们却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我想，这就是藏传佛教哲学的魅力所在。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钱，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灵是自由自在、安然闲适的，我们为此感到颇为自豪。我祖父生活的那个年代，生活虽然清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比现在好很多。而实际上，所谓的幸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生活富足，另一个就是拥有一颗豁达开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灵。如果没有后者，人类所谓的幸福就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只拥有物质方面的东西，比如漂亮的房子、很大的工厂，这样的话就和养猪差不多了。猪被喂养大，仅仅是为了被宰杀以供人食用的。”
这个比喻多少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于是我问道：“那如果有人前来大昭寺寻找香格里拉的话，你会给他们讲些什么呢？”
“如果你要寻找香格里拉的话，那么请谨记，人类的真正自由只有通过不断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