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这使他笔下的人物特别得到读者的敬爱。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姓关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当年清朝有人写信给大将岳钟麒，劝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岳钟麒的祖先是立志直捣黄龙的岳飞。抗战期间，日本人劝一个姓岳的出来担任伪职，这位岳先生当场拒绝，并且在自己手里写了一个“岳”字给那个日本军官看。那日本人居然点头放过他，这也是历史文化赋予“岳”字的魅力。文学作家是用文字去感染、影响、征服读者的专才，他要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因此，他用字遣词要连文字的这一部分潜能放射出来。
现代中国读者对西洋的历史文化颇有了解，因此，“云雀”、“橄榄”、“罗马”在他们眼中也放出异彩。“星空非常希腊”，把希腊一词放在中文的背景里看，这句话有些古怪，但是，放在西洋文学背景里看呢？那些星座，那些天神都出来支持这句诗，其中意象瑰丽而诡奇。至于说诗人在中国看星，为什么要扯上另一遥远的空间，那么不住在长安的也看过长安月，不住在弱水旁边的人也饮过一瓢弱水，这仍是文化背景迎拒的问题。
好了，让我们回顾前面说过的话，问题很简单也很不简单，作家用字要善用本义，（这是理所当然，我没有多说。）要善用引申义，要善用字形来帮助表达，善用字音来帮助表达，要善用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来加强表现效果。
句（1）
在一套有组织的文字里，句子可能占重要地位。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完整的意义。这意义，是那个叫作品的建筑物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靠句子与句子的联结与辉映，作者得以实现他的心志。字和词在进入句子以后，立刻发挥作用，尽其所能。“春风又绿江南岸”，若不是前有“春风又”，后有“江南岸”，那个“绿”字有什么值得赞美？“红杏枝头春意闹”，那个“闹”字若非纳入“红杏枝头春意”的序列充当殿军，又有什么“意境全出”？
文学贵创新，有人想到创造新字。人有造字的权力，中国字能从《说文》的几千个字到《中华大字典》的几万个字，即是许多人创造增添的结果。然而当代作家自创几个别人不认识的字，对提高作品的素质并无多大帮助。有人想到用“旧字”创造“新词”，这条路比较宽些。现代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需要增加新的词汇，作家、翻译家、科学家、立法专家都参加了“制词”的工作。新词多，能进入生活者少，因之，能进入文学的也少。新词先进入生活而后进入文学。“分子”接近“份子”，“份子”进入生活。“原子”有原子笔、原子弹，而原子弹可作比喻用，于是也进入文学。“质子”“中子”到现在置身文学之外。“天王星”幸而有电影，“扫瞄”幸而有电视。
有些文学家想到“新句”。新句又分两种：一种是句法新，一种是意思新。先说句法之新，这是形式上的改造或创造。“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似为“樱桃红了，芭蕉绿了”之变。“中天明月好谁看”似为“谁看中天好明月”之变。“香稻啄余鹦鹉粒”似为“鹦鹉啄余香稻粒”之变。“胸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末句似为“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之变。变造后的句子都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形式内容密不可分，实二而一，句变往往带来义变，“中天明月好谁看”意味着“中天明月虽好，可是谁来看呢？”与“谁看中天好明月”不同。一年四季以春为岁首，以冬为岁暮，“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跨两个年头，有周而复始、无尽无休之意，和“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之有始有终不同。意思虽变，到底许多前人都曾说过，这些新句，新在形式。
“时间过？不。时间留，我们走。”这是意思新，内容新。“我无意与山比高，山不过是脱离社会的一堆土。”这个意思也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专家说，在这名句出现以前，同型的句子有过很多，大家陈陈相因。仔细看专家考虑罗列的句子，因袭者只是形式，论情论景，仍以落霞秋水为胜，名句终非虚誉。形容美女之美，说“瀑布见了为之不流”，很奇俏。这句话是不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进一步夸张呢？未必是。美女出现，瀑布一定仍然在流，但是在瀑布附近惊艳的人为那绝世的美所震慑，对美女以外的现象失去反应能力，在那一刹那间，在他主观的世界里，瀑布不复存在。如果他说，“我不知道瀑布是否依然在流”，也许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由“闭月羞花”想到“花容月貌”，花容月貌是旧小说的滥套，但是，“她那天晚上过分刻意修饰，化妆品用得太多，真是花容月貌，一张脸没个人样子。”这就把我们的思路导引到新的方向：桃花一般的人面，人面一般的桃花，都是可怕的怪异！尤其在灯前月下，那简直出现了人妖或花妖。
我们在下笔写作时，可能写出：内容陈旧形式也陈旧的句子，内容陈旧形式新颖的句子，内容新颖而形式陈旧的句子，以及内容和形式都新的句子。写第一种句子自然是不得已，但是无法避免。我们追求、向往第四种句子，然而何可多得！一般而言，作家在“内容旧而形式新”和“形式旧而内容新”两种句子之间奋斗，而且，有时因为内容旧，必须经营新的形式以资救济，有时因为内容新，姑且沿用旧的形式略作喘息。更有进者，新和旧多半是相对的，所谓新，有时只是被人沿用的次数较少。在文学的世界里，“新”又是不易独占的，文学创作发展的“法则”是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转益多师是吾师”，你模仿过人家：“透支五百年新意”，恐怕“不到百年又觉陈”，哪里需要一千年？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模仿了你。
句（2）
新文学运动原以文言为革命对象，它的传统之一是排斥文言。文言的传统之一是求简，有时浓缩紧密成为两个读书人之间的暗码。相形之下，挣脱文言之后的新文体清浅平实，疏朗自然。“许家的丫头多的是，谁有金鲤鱼这么吃香？她原是个叫鲤鱼的，因为受宠，就有那多事的人给加上一个‘金’字，从此就金鲤鱼金鲤鱼的叫顺了口。”这段话多么透明、多么潇洒！“姨妈把毛衣交给我，看看还是崭新的。这些年来，倒是我自己把它穿旧了。我没有了母亲，只保留这件纪念品，以后每年冬天，我总穿着它，母亲的爱，好像仍旧围绕着我。”这段话多么亲切、多么生活化！写这样的白话文要才情也要功力，有人以为这样的文章人人能写，那也只是以为。难怪新文学运动提倡这种文体，它确有许多优点。
新文学使用语言，本有“标准化”的倾向，但中国地大人多，交通不便，各地语言自成格局，各有独特的词汇、谚语、歇后语。这些都可以成为作家的筹码、财宝、武器，新文学既以“活语言”为标榜，理应进一步依赖大众的口语。排斥文言所造成的损失，也许能从方言弥补。加以作家也难免偏爱自己的家乡话，于是四川的作家写“耗子”，东北的作家写“胡子”，广东的作家写“打工”，台湾的作家写“牵手”，大家看了，也很喜欢。
“鸡蛋碰石头”固然是好句，“生铁碰钢蛋”也不坏。“丑媳妇终须见公婆”甚婉，“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蹓蹓”却甚豪。“黄河边上卖清水，气死黄河”，“长江边上却饿死了卖水的”，两种假设，各有妙处。说到竹笋：“这叫笋仔，竹的囝仔，常给大人掘出、剥皮，一片一片切下，煮熟，吃了！”你看，这话连用了三个带“子”的字，其中又有两个是“人”字旁，立刻把竹笋人化了，读了，真以为吃笋是残忍的事情，无异把胎儿装进蒸笼。
白话文学以“话”为底本，而“话”本来是说给旁人听的，因此：一、它的句子短，以便一口气说出一口话来；二、句子的内容简单，听来容易明白。“蝇营狗苟”中看不中听，因为单音词和同音字太密集：“像是见缝就钻的苍蝇和见了骨头就啃的狗一样”，又中听不中“说”，因为句子太长，需要中途换气。“像苍蝇，见缝就钻；像狗，见了骨头就啃。”这样才听、说两便，句子短，每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可是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外国的文学作品纷纷译成中文，译书的人对外国语文那样又长又复杂的句子不知怎么有好感，大量照译，有些作家读了那些书，不知怎么也对那么长的句子有好感，刻意仿制，于是文学的语言大起变化，出现“在银行放款部当经理的是跟她离了婚的丈夫”，“年轻而放荡的我和老年而拘谨的他居然在宗教问题上意见一致”。当时管领风骚的名家才人，居然写出：“它那脱尽尘埃的一种清澈透逸的意境超出了图画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还有：“那些自骗自的相信不曾把他们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里去的人们，正是被那最谬误的幻见所欺的受害者。”于是有人大叫：“中国的语言那里去了？这怎么得了？”
翻译家也有很大的功劳。读翻译的作品，中国读者知道形容一个人一口气喝下大碗水，不但可以用“牛饮”，也可以用“鱼饮”。知道我们眼中的“银河”，在人家眼中是“牛奶路”。人可以“埋葬”在沙发里，新人进了房并不是婚姻成功，夫妻感情美满才是“成功”。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原来是他的“篱笆”，可以保护他，也给他一块“地盘”，一块用武之地。作家需要新意象、新词汇、新角度，在翻译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很多。作家需要新句法，被动、倒装，把假设或让步的句子放在后面，都值得兼收并蓄。“不久的将来”，“最大的可能”，“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怕的经验”，不是有很多人在这样说、在这样写了吗？“一过密西西北河，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