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也可在发表出来之后及时“承认错误”而“迷途知返”，他都没有。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女士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哥哥遇罗克牺牲时的情景：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语录的红海洋里，包括遇罗克在内的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5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都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到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5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再把头压下去。其中遇罗克等几个犯人坚决不肯低头，就有旁边的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捶击他们的头。全部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之后，95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19个犯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工人体育场内激昂的口号声又响起来。犯人们被带出去，有的当时已经吓昏。可这时，遇罗克拼命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不屈地奋斗着……
直到1979年，在遇罗克父母兄妹和社会各界长时间的强烈申诉下，遇罗克才正式得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1月21日正式宣布了对遇罗克一案的再审判决。判决书宣告遇罗克无罪。可是这时，遇罗克已经被冤屈处死9个年头了。
我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知道遇罗克事迹的。最先是通过北岛的诗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是遇罗克的同代人，也是其自由思想的同道者。真正有机会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则已经到了世纪末的1999年。在由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收录了遇罗克短暂一生中写下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所有论著。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从北京工人体育场门前经过，每次经过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总想到遇罗克就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可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他呢？历史是容易被忘记的，但是真的忘记历史无疑是一种悲哀。我们无法想象，中国倘若没有思想和人身的自由解放，会有我们今天的繁荣与幸福吗？
还是学者丁东先生说得好：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前面担当了不幸。
（200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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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
称王小波为自由思想家，不是我的发明，是他的社会学家妻子李银河博士的发明。我之所以愿意附和李博士的言论，首先实在是因为我并不认为王小波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尽管他生前荣获过《联合报》的文学大奖，可他的小说真没有引起过我多大的兴趣，草草翻过他的《时代三部曲》，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令我惊奇的地方；令我惊奇的倒是他的杂文，《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我不仅喜欢，而且欣赏，尤其是他那文采飞扬的文字中所洋溢出的自由主义思想气息，让我产生许多认同感。因为自己也一向以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自居，所以理所当然愿意把王小波归入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队伍。
表达王小波自由思想最充分的文章是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文章。我们知道，王小波本是一个接受过十分纯粹、正统“思想教育”的知识青年，成长于火红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且在农村那块“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过。可是，我们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革命年代的浪漫激情，即使是在他具有自传性质的、描写自己云南“插队”生活的小说里，我们也无法找到那个特殊年代里所谓积极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的影子；相反，看到的却是“愤青”的“堕落”、“挣扎”与“天天无所事事”，同时夹杂一点“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混浊，唯我独清”的意味。当然，改革开放后的王小波又有了机会上大学并到美国留学，不仅得到专业知识的训练，而且也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于是他从一名“愤青”，顺理成章地蝉变成一名自由主义思想家。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思潮，最早萌芽于古希腊和罗马。雅典城邦的公民便是被称为“自由民”的。圣哲苏格拉底，就是由于传播“异端”的自由思想，而被罗马*院处死的。自由主义真正成为一种理论信仰，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学者那里完成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大师，无不把人的自由*权利视作为不可剥夺的“天赋*”。至于把自由主义思想制度化，毫无疑问，是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体制下，也是根本没有任何市场的。因为封建专制体制所坚持和弘扬的是以“家天下”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类似自由主义这样的“异端思想”不要说没有生长的土壤，就是意外生长了，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扼杀在摇篮中。在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结束以后，自由主义思想才真正有机会从西方传入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但是，她似乎始终无法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我们知道，虽然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就发出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但那时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图存”和“救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也曾经发动过一场以“文化”名义命名的“革命”，且被贴上了所谓“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标签；但是那样的自由根本与自由主义无关，而只是“捍卫的自由”、“忠于的自由”、“一统的自由”。说到底，自由主义的自由，乃是基于思想解放、人性解放、*、平等基础之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要求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时也要求尊重人类普世的价值观。所以，自由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但首先是权利。
很显然，自由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而言，早已经不是一个该不该追求的问题，而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一个触手可及的现实问题。王小波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欢迎，显然与其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他用他的文章告诉我们自由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独立思考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如同他所敬佩和向往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有的作家曾经红极一时而很快被人遗忘；有的作家终生默默无闻，却在离世后让人无法忘怀。王小波就是一个让我们永远无法忘怀的作家，尽管在我眼中他也许不是一个最棒的作家。
（初写于2004年2月，重写于2005年10月28日）
从哈耶克到顾准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当我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竟至整夜失眠，因为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位已故思想家顾准。
也就是哈耶克荣获诺奖那一年（1974年）的11月15日下午，身心交瘁、癌病缠身的顾准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即将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于是他很平静地向其弟陈敏之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第二天，顾准认为上述两句话是空话，便要求陈敏之从遗书中删掉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两句话才最代表了顾准生前凄楚与无奈的心境。
对于顾准来说，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第一次被打倒，就是“灾难开头就停不住脚”了：两次被打成右派，劳改苦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贫病交加……所有这一切的人间苦难，顾准都以非凡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挺过来了，或者说“忍受”过来了。可是，当希望与理想距自己越来越远的时候，当意识到生命已无法挽留的时候，顾准也只好用“无能的为力”来聊以*了，但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知道既然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表达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决然地删掉了发自心底的遗憾。
我发现，思想家不同于凡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必亲身经历，就可以总结出人类的经验，尤其是人类的苦难经验。比如，我们知道哈耶克并没有在他所谓“通往奴役之路”的体制下生活的经历，因为早在二战爆发前的1931年他便从奥地利移居到了英国；但是他却极清醒地预见到了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人民和计划专制下的俄国人民的不幸命运。我相信，后来发生在中国的悲剧，也是哈耶克早已经预料到的事。至于顾准，虽然生活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却对于公元前400年前后发生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制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且深刻地揭示出了自由*制度之于我们人类进步的意义。
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而言，顾准的学术成绩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与哈耶克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相比的；但是顾准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更令我们感动。他不仅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而且真正具有现代思想和眼光，他了解和笃信自由与*的普世价值，他也知道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未来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直到今天，顾准的思想和思考的结论仍然对于我们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李慎之先生曾经这样评论顾准：当人家在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