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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该挣多少钱（2）
然而就教授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而言，我并不认同当今中国教授贫穷的说法。仅就我熟悉的北京的情况而言，普通处级公务员的整体收入水平月仅3000多元；在文化出版行业中高级技术人员月收入大体也仅在5000元上下；至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一般起薪也就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普遍较高，已经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公开指责，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总体而言，我相信目前高校教师包括教授的整体收入水平是基本合适的。即使在西方，教授的收入水平与经营行业相比也不是高的，甚至是低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教师职业与公务员职业一样，具有稳定、无风险、终生职业的特点，所以当然不能与动荡、高风险、保障性差的其他行业享受同样的薪资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低风险总是与低收入，高风险总是与高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安全稳定的好处与高收入的好处一起沾，那样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那种天然以为教授就应当享受高收入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就如同天然以为做官就一定发财的想法一样错误而且危险。
（2006年10月17日）
我平时不大爱看电视，但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却是个例外。特别是“李敖有话说”那个栏目，我不仅爱看，而且常有耳目一新之感。李先生的大名，在海内外近乎妇孺皆知，李先生的文章更是嬉笑怒骂，脍炙人口。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便读过李先生的著作，对于其文其人，可谓仰慕已久。如今能在电视上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听其讲史议政，着实让我平淡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然而，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李先生除了讲史议政之外，更喜欢议人，凡古今中外的名人，到了他那里似都成为奚落嘲讽，甚至谩骂的对象。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更是不被放过。记得有一期节目，李先生把同样名扬海内外的台湾文豪余光中先生大大贬损了一番，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余先生的诗，以此证明他比余高明有学问。虽然我早知道李敖先生的自负与高傲在文坛和学界是出了名的，但是从电视中看到其如此表现，仍然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李先生的文品与人品让我心中不免打上了问号。
说到底，如此有学问且有着铮铮铁骨的李敖先生（其做过国民党监狱），也还是没有脱离掉中国传统“文人相轻”的陋习。而正是这一陋习，不仅让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蒙上了灰尘，更让我们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得扭曲。我认为可以把“文人相轻”这一文化形象概括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妒妇心态”。众所周知，“妒妇”一旦妒火中烧，轻则谩骂攻击所妒对象；重则会对所妒对象下毒手、使阴招，甚至于必欲除之而后快。
战国时代的李斯（他后来辅佐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就是一个有着“妒妇”心肠的伪君子，一个深受“文人相轻”毒害的读书人。李斯与韩非本来都是大学问家荀况的学生。李斯还是在与韩非同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的才学不如韩非，对韩非常怀有妒意。后来，李斯在秦国受到秦王的重用，做了高官。可是秦王却喜爱读韩非的著作，并将韩非视作老师和知己。韩非到了秦国之后，本想借老同学李斯的光，一展自己的平生抱负。然而李斯深恐韩非在秦王面前抢了自己的风头，竟然不念同学情谊，在秦王面前讲韩非的坏话，并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其服毒自杀。
清代大兴“文字狱”，令无数知识分子受到无端*。而事实上，与其说是清朝皇帝用血腥手段打击读书人，钳制人民思想，倒不如说是读书人之间为了向统治者争宠献媚，想尽办法陷害自己的同行，以抬高自己的结果。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告密”，“打小报告”，“无中生有”，“鸡蛋里面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悲剧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不断上演着。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李斯一样可耻的读书人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可能绝大多数，都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文人相轻”传统的影响而已。但我以为这仍然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正是由于“文人相轻”的原因，使我们对许多事物、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甚至导致片面的、非理性的、错误的认识。
比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李敖先生，就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余光中先生的文学成就。又比如，曾经被我们视作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学者，如梁实秋先生、林语堂先生等，不也是缺乏应有的宽容精神与平和态度吗？记得前几年，有个别青年学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对于余秋雨先生火药味的批评。从中我们不难再次想到“文人相轻”的习惯力量有多么的强大。诚如一位古人所言，“文人相轻，由来已久。”（东汉曹丕语），今人岂能例外乎？
但愿“文人相轻”早一点成为我们的历史。
（200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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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识分析经济问题
曾经有朋友问我，读法律出身，为什么会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感兴趣并经常发表一些独立的见解？不错，自己的确喜欢写些涉及经济问题的文字；甚至不客气地讲，我分析股市、房市等一些现实经济问题，可能远比某些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来得准确、高明。
比如2007年年末的时候，有相当一批所谓的著名学者（以*、刘纪鹏为代表）竭力鼓噪中国即将开始“黄金十年”的时候；我就明确提出了“要准备过冬”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之流误国误民的“牛市一万点”的错误主张，我曾经在网上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抨击。
又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暴发后，竟然有学界人士沾沾自喜，以为中国可以独善其身，置危机于度外；甚至有个别利令智昏的专家认为我们“大国崛起”的机会来了，叫嚣到美国去“抄底”。经过理智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丧失全球霸主地位，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美国之祸不可能是中国之福，而只能是祸上加祸。好在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被他们的谬论所迷惑，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还比如对于近期中央政府推出的4万亿庞大投资计划，自己也不像多数乐观人士那样信心倍增、精神振奋。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虽是冠以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为名，但由于没有将市场配置作为基础性手段来调节经济，而仍采用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手段，完全由各级政府来主导；所以其最终效果和效率不能不令人担心。再有，尽管十项措施中也将经济适用房和安居房建设纳入其中，却将医疗、基础教育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工程排斥在外了，更多地考虑了公路、航空、铁路、电力等基础建设和政府垄断项目投资。如此的结果，很可能只是保了经济增长（GDP），人民福祉却不会有大的提升。
另外，对于目前理论界渐渐泛起的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怀疑、批评甚至否定的声音，我也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我看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丝毫也没有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失灵”，而只是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因此错的不是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而是政府那只“有形的手”。美国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长时间（近八年）推行了一套肆意扩张的财政经济政策，政府滥举债、民间滥借债，从而最终导致了如房地美、房利美等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此次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