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咬着下唇。
她耐心地应道：“嗯。”尽管我什么都还没说。
“我痛。”我说。
她很惊愕，“是不是伤口疼？”
她紧张地给我查看，但我摇着头。我不知道我哪里痛，但我又好痛。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我有一个不洁的母亲，我的父亲把我们抛弃了。我爱上了一个人，她叫毓敏秀。我想念她。我病了，那种病的名字叫同性恋。我背负着它走得太久，我累了。这所有的一切都压得我步履维艰。我不过也才十七岁。
王玉桂握着我的手，安慰道：“傻孩子，过去只是一种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学会放下。”她轻轻拍着我的背，很久都没有再说话。
我还是决定离开了。我必须去见她。我知道就算我见到她也什么都改变不了，也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必须去见她。我想早在很久，也许就在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已经和她连接在一起了。就算不能在一起，我也必须知道她在那，幸福安康地活着。她在那，我的心才能安定地留在我肚子里，不会忐忑不会惶恐。
我翻遍了整个衣柜才找到一个破旧的袋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遗留下来的。我的东西不多，来来回回不过几件不值钱的衣服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一点钱全都塞了进去。小黄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直在我的脚边打绕，哼哼唧唧的表示着什么，我听不懂。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养着它，看着它孕育，却没能看着它产子。更可怜的是，也许我一走，它就要沦为一只流浪狗了。大概是初到戏班的时候，它和我一样沦落天涯寄人篱下，我总觉得我对它有一份责任，想来想去却只能托付给丁建业了。
我把它带到丁建业面前，他很震惊地问我：“你要走？”
聚散离合本是很平常的事，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又有谁会一直停留不走呢。我从攒下来的那几百块钱里拿出一半递给他，说：“你就当是行行好，帮我照顾小黄。它怀孕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它。”我说得好像我就是那个导致它怀孕的罪魁祸首一样。
丁建业没有接受我的钱，蹙着眉，“钱你留着吧，小黄我会替你照顾的。”
我想了想，还是把钱收起来了。我出门在外，万事都离不了钱。
“你要走是不是因为那件事？你不是说你原谅我了吗？”
这话倒是让我很意外。他竟还一直那么介意那件事。我说不清心里什么感觉，只觉得好气又好笑，便忍不住起了玩弄他的心，“是啊，这不正是你的心愿吗？现在不用你赶，我自己走了。”
他猛然按住我的包裹，“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已经道歉了，那些人你别理他们。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那件事是我弄错，冤枉了你。”
我这才确定他似乎真的很在意那件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便冷下声音，“不然你要怎样？”
他却是再也想不出反驳的话了，只讷讷地拿开手，看着我走了。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整个戏班。熙熙攘攘的庙门前挤满了人，手里拿着零食和板凳来来回回的走动，想找一个视线良好的地方。舞台上，王玉桂在指挥舞台布景。一切热热闹闹又冷冷清清的，看起来陈旧而遥远，好像一幅陈年古画。
小黄一步一颠地跟了我，或许它也知道这是最后一程，一直跟着我到了车站也没有离开。我坐在候车室里，它就蹲在我的脚边。
暮色像油画般一层层加重黯淡的颜色，夜色悄悄爬过房顶，像一只阴骘的巨掌慢慢的伸进时光里，攫走什么后又无声无息的一寸寸退隐回去。广播员一遍一遍的播报着车次，机械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越发的空灵寂寥。
有一瞬间我忽而生出了怯心，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我没有问王玉桂她的住址。我也不知道见到她之后说什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面对她。我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却在临行的时候胆怯了。我想回那个犄角旮旯里的小镇看一眼，我想起我的母亲，多年以后在夏日的午后她站在河岸上温柔地唤我回家吃饭，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金灿灿的。她将一兜一兜的糖果塞在我的衣兜里，让我拿去显摆。只是我又想起房门外那双大码的男士皮鞋和那个连我都猝不及防的吻。终归都是岁月的痕迹，不管过了多少年，蒙上多少尘埃，只要轻轻一擦拭，总是现出当年的模样。
我呆呆地坐了很久，最终坐上了去台北的列车，在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个我来不及了解却早已深深爱上的女人。
☆、第 21 章
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有两个面包，你要用一个面包去换一朵鲜花，这才是生活。我觉得他说得不对。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彼此间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感情，或刻骨铭心或泛泛之交，但无论多深刻的感情都罢，在生活面前或者说在生存面前，都那么的微不足道。你曾经以为钟爱一生的那个人，最终只会在时光里沉淀成内心的一朵玫瑰花，而另一个面包，你要留着当明天的早餐。
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这是我体会到的生活真谛。我每天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哪里找工作，夜晚该宿在哪个公园，会不会被保卫赶走。我每天只吃一餐饭，在公共厕所里洗漱，在每一个招工的商店前停留，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我没有学历，也不希冀找到体面的工作，但就连饭店和洗衣店，都嫌我太过寒酸二话不说就给赶走了。
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最落魄最艰难的时光，但当时我竟没有觉得多可怜或难以接受，因为我每天光是这样无果的奔波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我甚至想过放弃，放弃那个遥远而美好的梦，我卑微得像尘埃，她圣洁得像天使，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荒唐而疯狂的一切，本就不应该发生，或者应该早早结束。但在第十天，我在一直光顾的小摊上终于以免费洗碗的代价换来了一碗担仔面。
一九八零年的台北出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台南台中很多民众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涌入台北，想要在这熙熙攘攘过分膨胀的繁华中求得一处安身。担仔面摊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老家在台南乡下，跟很多涌入台北的年轻人一样，希望能在这里安身立命，又苦于没有学历和手艺，做苦力赚不了几个钱还总被欺负，就自主卖起了担仔面摊。经营了两年多，有固定的客源，收入过得去，但因为没有执照，经常被城管追得满城逃逸。那天，我正是在他躲避城管的时候帮了他一把，我们才有了说话的机会。
担仔面只在早饭和宵夜时间卖俏，所以每天只会出来两趟，我也只在那段时间出去帮忙，报酬就是每次一碗担仔面。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会闲聊几句，大多时候是他在说我在听。只能说他是个好人，骨子里却带着小民无知的狂妄自大。其他时候我依然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但都是徒然。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很多劳动力大量地涌入城市，造成供过于求市场膨胀的局面，而赚钱是所有资本家的最终目的，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外地人提供住宿，特别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女人。
基于这点，我也从未想过提出加点工钱之类的话，那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我只希望着在我坐吃山空之前能找到毓敏秀，而那之后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想。没想到几天之后，面摊老板竟然主动提出给我一天十块钱，我心里实在惶恐，愣是不敢接过那钱。
他这样跟我说，“我猜你应该跟我一样都是北漂的，都不容易，而且你一个查某只身在外，有点钱防身是应该的，更多的我也给不起你。”
听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人吗？我将信将疑。
“就这么简单？”我问。
他面有难色，措辞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道：“你没闻到一股味儿吗？”见我不甚明白，他示意性地在自己身上闻了闻，又拿眼睛瞟我。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脸腾地灼烧起来。怎么可能，我每天都有在公共厕所洗澡！我急忙抬起手臂上闻了闻，有一股子诡异的味道。大概是洗的衣服都来不及干，每天又一直浸泡在担仔面和洗碗水之间，那味儿越发的诡异难闻。
“我知道你一个查某不容易，我住的那附近有个钟点旅馆，价钱也很便宜。”他很善解人意地告诉我旅馆的名字。只是这窘境只逼得我深深地低下头，再也不敢见人了。他把钱塞到我的手里。
“钱拿着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的面摊。现在的人越来越讲究卫生，虽然我们只是个小面摊，可也不能让你把客人都赶跑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他什么，只听着远处一个摊贩高叫一声“城管来了”，各种小摊贩即刻乱作一团。摊主低声咒骂一句，急忙收拾碗盆板凳，各种物什混乱堆在小车上。我帮手推着小车往别的街道上跑。不知走了多少街道，才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摊主一手撑着车架，喘了半晌才大骂道：“你婆咧！”
我连埋怨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半弯着身子不停地喘息。
“看样子今天是卖不了了，你先走吧。”
我点点头，想着也是该找个地方好好拾掇自己了。想到我竟把自己过得如此落魄，又忍不住一片心酸。然后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老板，现在还有面吗？”
我想象很多见面的场景很多应景的话，我独独没有想过，在这样黑暗的一个小巷，在我这么落魄的时候，她来了，这么快，这么措手不及。街灯远远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树影斑驳的黑影，在夜风吹动下像一片涌动的黑浪。
“有是有，不过要等会，这刚开始呢，东西还没拿下来。”摊主热情地招呼着，将两张小矮凳从车上拿下来，“两位稍坐片刻就好，”又招呼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