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驱妄心，妄不可息；以波止波，波不可止。所以，佛陀的大智慧要人们跳出以妄心息灭妄心的以指喻指，而是“于诸妄心不加息灭”（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于“妄想境不加了知”，因了知妄想境还是妄想牵缠。“于无了知不辨真实”，因相对中的“了知”还是以波指波，故不加了知，当下清净，即不受极性观念的缠绕！禅宗对此非常深究，知道用极性的言说思维无法破心识分别的极性，故用突如其来的棒喝机锋（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来救极性陷阱中人。
惠能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坛经》）相对真理中，“一切无有真”，不能说在相对中见到真实，相对中无真实。认为相对中有真实存在这类观念的认识无一是真。那么，真理在哪里？真实之理在绝对中。在绝对中本无指、马等的相对事物和观念。“天与地”是最大的一对极性，而“一指”极小，与“天地”是不相对的；但在绝对真理中，大小却是同一的（“天地一指”）。同理，万物与一马的“一与异”，也是绝对绝待而同一的（“万物一马”）。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
前已说过，极性观念中，极性思维必然要产生出一个“端点”。说天（空间）必然问天边在哪里，天有多大？说时间必要找个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究竟有多长时间？这些观念人人具有，觉得不这样想，不这样问，还感到奇怪。因为人人都习惯于这种极性思维方式了。但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因极性观念造成的。如果我们没有极性观念，你就会感到问这样的问题才奇怪呢！吾人受极性观念的制约，被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所固定，所以要跳出这个框框极不容易。从相对真理要过渡到绝对真理，这些习惯的框框必须要打破！
在这里，庄子给我们说的正是这种极性思维的习惯：要找一个尚未开始的头，当找到一个尚未开始为头时，这个头也有个“尚未开始”的头，再往下推，开头的头还有开始，层层无尽，头始无端。存在与不存在的道理一样，尚未开始的不存在还有尚未开始的不存在。可见，极性观念形成了无穷尽的恶性缠绕。哪里来的“有、无”极性观念呢？哪里来的最早开头的问题呢？因有了这种极性观念，才产生了这些问题。那么，极性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庄子讲是突然产生了有无的极性观念（“俄而有无矣”），而且产生极性观念的人也不知道是否真有“有无”。的确如庄子所说，人们头脑里产生极性观念就是刹那形成的。佛陀就叫一念无明起，三细六粗的演化（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三细者：业相、转相、现相；六粗者：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用周敦颐的说法，叫“无极而太极”，由无极（○）到太极（○S），一念心识的波动（“Ｓ”线表示波动），将无极变现为太极（三细），太极（业相）就产生阴阳二半（转相与现相）的极性观念，也就是庄子说的“俄而有无矣”。那么，到底有没有阴阳（有无）的极性呢？佛陀说，虚妄的极性观念不是真有，如一惑南为北的迷人，迷从何来？佛经曰：“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生悟？”（《楞严》）可见极性观念是无因而有，“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非迷，觉不生迷。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楞严》）可见极性观念当体皆空，没有根本，无因而有，觉悟即无。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相对真理的虚幻性、暂时性时，极性观念就不难破除了。破除极性的办法，就是以非极性的观念觉悟之，用绝对真理开显而清除之。
庄子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
这一段正是庄子用绝对真理破除相对真理的绝妙安排，也显示了庄子极为透彻的现量境和见地，除了佛陀，很少有人能达到庄子的认识！太山“大”，秋毫之末“小”，这正是我们人人都具有的“正常”认识，但不知道太山之大和秋毫之末之小，是因我们有了极性观念后比量思维处理得出，假若没有我们大小的极性观念及其极性思维的处理，哪有什么“大”和“小”的极性认识呢？假若没有这个极性思维者，谈什么太山之大和秋毫之小呢？所以，问题出在吾人的极性心识的分别上。有了分别心识，才有了大小（太山与秋毫）、寿夭（彭祖与殇子）、主客（我与天地）等极性观念。庄子直接用否定极性心识分别的结果来破我们的相对真理的认识，故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齐物等大小，泯灭大小的极性，直接进入无大小的现量，自然极性分别心识坏矣）；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等寿夭，同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主客、等一异、等一多、等极性）”。
庄子是“大禅师”，使用的手法和后来禅宗祖师的（机锋）作略相似。给已习惯了极性思维的人说太山小、秋毫大，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庄子的这种“机锋棒喝”，当下堵塞吾人的极性思维习惯，上根利器者一悟即到果地，极性心识直下休歇！大小、寿夭、主客、一多、一异等极性破除，皆归于究竟一相了。既然一相了，还能有说吗？但说了“一相”，怎么能说没说呢？一相本是无言，一相谁给谁说呢？一说便成二相了（“一与言为二”）。佛经也讲：“白言世尊，此乐变化天所说实际，我今于实尚不可得，云何复说更有于际。何以故？世尊，若见实者亦应见际，当知是人住二种相，何能入解，证彼菩提？应知彼说，是非道行。若善男子，离此二相，名善安住。住无所住，则无言说。求菩提者，无有少法当情可见，而能觉悟得彼菩提，何以故？此实际法，非有非无，离一切相。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有为非无为，非识识非智知，非观察非现证，无有少法为能对治，亦无少法作所对治。何以故？法非烦恼所染污故，法无自性不可得故。”（《父子合集经》）“若见实者亦应见际”，实与际者，极性识心观念也。一旦有极性语言和思维，“当知此人住二种相”（“一与言为二”）。若住二相则非实际，言“实际”者，亦非实际。庄子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庄子·知北游》）因为，“无无”者则有，“有无”者非无。“无无”、“有无”无不是“有”，驱“无”则“有”。正因为此，佛陀讲：“与诸妄心，不加息灭。”因为识心分别，“止动非止，止更弥动”，“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信心铭》）
言语、思维的极性，吾人无始劫习以为常，一切极性“怪圈”的困扰皆缘于此！一相对应无极（○），一相中有“言”的心识波动（此波动用“Ｓ”线表示）便成太极（○S）隐极性的二相（这就是“一与言为二”）。二者，太极之阴阳也，原来一相无相的非极性无极圈变为太极图的“一”了。阴阳二极和整体的太极“一”合起来为三（二与一为三），这三者正是佛家讲的三细（太极是业相；阴阳中为主的为转相，为客的为现相）。只有用佛陀的智慧印证，才可知其庄子的伟大，了不起的庄子，千古以来被人任意曲解，古今把庄子看成文学家、寓言家的人是多么无知啊！由这三细再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极性事物，大数学家也推算不清楚（巧历不能得），“何况凡夫乎”？
从非极性的无极态到有隐极性的太极态是从无中产生一念无明而成三细的（自无适有，以致于三），何况从有到有（“而况自有适有乎”）呢？那极性事物的产生就更多了（故自无适有，以致于三，何况自有适有乎？）。这就是佛陀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无同异中，炽然成异”。（《楞严经》）虽然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有，极性事物层出不穷，但从绝对真理的实相本体（道）来讲，一切极性事物“性本空寂”，“本无所有”，是根尘相对的循业发现。所以，本不生不灭，本无来无去（无适焉）。只因一念无明生三细六粗，而形成幻妄相而已！庄子称为“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虽然“俄而有无”后产生了极性演化的征程，这是相对真理的演化起源之学说。但从绝对真理来看，根本就没有演化（无适焉），正如佛陀说的“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才是绝对真理的认识！
老庄讲的“道”，是绝对真理的存在。在绝对真理中，特点是没有相对真理的极性思维相、语说相、文字相，因这三相皆是相对真理的表达。所以庄子曰：“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道”者，“物之极”，是万物之本之母也。“物”是相对真理所认识的内容，而万物之极的“道”是非极性态，是绝对真理的境界。因其绝对，故用表达相对真理的极性语言不能正确表达，沉默亦不能表达，因其默而不言也。言与不言仍是极性，故道是非言非默（道无言语相）。议论语言、思维文字都是极性观念的产物，都有使用的范围（“议有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