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思想史》都还没开始写，他居然又动念想写《东原年谱》！
前言（6）
胡适一定很清楚，即使自己是“大力汉”，也不可能独力推翻、打倒那两千年的传统。然而，他必须坚持科学实证的精神；他不能在还没有作校勘、训诂、辨伪的工作之前，就去作综合、解释的工作。套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没有先经过“小心的求证”，胡适没有办法推出他“大胆的假设”；＇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13…216。＇但是，这是他实证主义的盲点，完全不是杜威实验主义的论点。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那是因为中国传统所留下来的东西，都必须要先由他亲自“下死工夫去研究”、实证主义地去重新整理过，然后再“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胡适注定没有写出他发愿要藏诸名山的中国思想史，我们可以想象他晚年的掷笔之叹：“予不得已也！”
胡适晚年之所以会有“予不得已也”的掷笔之叹，“胡适肤浅论者”之所以能施施然夸言胡适肤浅，“胡一半论者”之所以能继续眉飞色舞地传诵其自以为是的刻薄无比的盖棺论定，正是因为胡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才情的因素，那是人所不知、众所不察的。英国的柏林（Isaiah Berlin）爵士在他的《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书里，引用了古希腊诗人阿给勒克司（Archilochus）的一句话：“狐狸知晓许多事情；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他说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或系统，其完整性与一致性不一定必须完备，但这中心思想或系统是他们用来理解、思考、感觉事物的根据；第二种类型则没有定见，他们所追求、探索的事物可以完全是不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柏林爵士用“刺猬与狐狸”这两个隐喻来分析托尔斯泰。他说历来的学者和批评家都误解了托尔斯泰。就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大家都说这本小说在文学艺术上举世无双。然而，其所表露出来的历史哲学，则荒诞不经、不忍卒睹。柏林爵士说这是对托尔斯泰的误解。他说我们如果要了解托尔斯泰，就必须认识到：“托尔斯泰从才情上来说是一只狐狸，但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刺猬。”＇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6）； pp。 1…2。＇
柏林爵士说托尔斯泰洞识人间众殊相的能力无人能及。他能精准地刻画出各个具体殊相的特征，能捕捉出其韵味、感情与律动。不管描写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者是一整个国家，他都能够把其独特、复杂、微妙的每一个面向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呈现出来。然而，像狐狸一样火眼金睛的托尔斯泰所坚信的，却是一种刺猬所执着的单一的理念。柏林爵士说：“他所宣扬的不是万象（variety），而是一真（simplicity）；不是意识的多重性，而是化约到单一的层面。在《战争与和平》里，这个单一的层面是好人的典型，是一个独特、自发、开放的灵魂；后来，则是农民，或者是那摆脱了烦琐的教条和形上学的束缚的素朴的基督伦理；一种朴实、准功利主义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事事相连，事事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作衡量的准据。”＇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p。 39…41。＇换句话说，托尔斯泰的才情是“彻底地属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冷眼面对事实（toughminded）、写实主义的。然而，其感性的来源是自己明明是一只狐狸，却偏偏执拗地要像刺猬一样，热切向往地追求着一个一元的人生观”。＇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 75。＇ 。。
前言（7）
胡适跟托尔斯泰一样，是狐狸才、刺猬心。柏林爵士用来描述托尔斯泰的才情的话完全适用于胡适：“彻底地属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冷眼面对事实、写实主义。”胡适跟托尔斯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托尔斯泰以刺猬自居，而胡适则以狐狸自视。托尔斯泰以刺猬自居，所以他一味地追求一个单一的理念来作为人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尽管与此同时，他拒绝所有玄学的冥思，排斥所有编年排比的历史，睥睨所有大放厥词谈历史定律的夸言。胡适以狐狸自视，所以他会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以他喜欢教诲人家，说社会的改革、人类的进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
胡适的“非主义论”和“点滴进化论”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他彻头彻尾是一只狐狸。自诩为实验主义的胡适，照理说当然应该是一只狐狸。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胡适是如何挪用实验主义，是一个人云亦云了一个世纪，早就应该被厘清的问题。胡适有所不自知，他是刺猬心。他跟托尔斯泰一样，喜欢把人间的事物“化约到单一的层面”。这个“单一的层面”可以是科学、民主；也可以是“人性化”、“社会化”；也可以是文学的进化论，或是白话“活”文学千年的“自然演化”。胡适这种对“单一的层面”的追求，跟他的“非主义论”与“点滴进化论”是不相冲突的。就像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所说的：“我们信仰科学的人，正不妨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
对于这个从事实出发，到建立假设，以致于作为人生准则的正当性，胡适的解释是：“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换句话说，那“待证的假设”在胡适的眼里，就成了“待证的定律”。所以他会大胆地说：“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里。正如姜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全集》，＇
问题是，这种从事实出发、到建立假设的刺猬心，是唯证据、精准、秩序是问的，是容不下一丝的疑窦与不确定性的。刺猬心的胡适，是不可能放心地责成“第二、三流学者”去推倒那“二千年”、“二千斤重”的“传说”的。这个重任是只有作为刺猬的“大力汉”自己才可能胜任的。试想：连王国维的〈博士考〉他都不满意，“结果也许还得我自己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刺猬求证据、精准、秩序之心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不是胡适必须亲自出马勘定的呢？
胡适在大使下任以后，接受了“美国学会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两年的资助，从1943年开始，每年美金六千元，供给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撰述计划。眼看着两年就要结束了，胡适没有任何成绩可以交出。他在第二年度的报告里，一开始就承认这是一份细数自己“壮志未酬与不务正业”（frustrated objectives and dissipated time）的报告。胡适说自己“不务正业”，是因为他把八个月的时间都拿去审理《水经注》一案了。审理这个公案的乐趣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他说他在那八个月里，几乎专注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既然交不出成绩，他说他的良心告诉他不可以再继续接受“美国学会联合会”的资助。然而，仿佛晚年的胡适终于心里有了自悟：狐狸才、刺猬心，可以是一个诅咒（curse）；这个矛盾一日不解，狐狸就会继续当道，刺猬永远出不了头： 。。
前言（8）
只要我继续使用中文的史料，我必须招认我有一个无法克制的强烈的智性上的嗜欲（temptation）：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厘清一个疑虑，我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去作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于是，这就妨碍了我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正务。＇ Hu Shih； “Second Report on My Work；” 胡适外文档案，E…52…130，藏于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适“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厘清一个疑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狐狸才，注定终究“妨碍”了他想要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刺猬心的“正务”。然而，这也是胡适“予不得已也”的另一面。他的刺猬心促使他必须在万千的事实中理出头绪、找出其“单一的层面”。不到这个境界，他没办法动笔从事综合的工作。怎奈他的狐狸面，动如兔脱，即使刺猬面的他，驷马都难追。他越纵容他的狐狸才去任意驰骋，积累的“事实”就越多，他的刺猬心也就越发望洋兴叹。
狐狸才、刺猬心。这是胡适年龄越大，越发无法挣脱的矛盾；而这也是《舍我其谁》故事里重要的一环。
这套《舍我其谁：胡适》的传记，预计共分五部。第一部，即本部，从1891到1917年；第二部从1917到1927年；第三部从1927到1937年；第四部从1937到1942年；第五部从1942到1962年。这第一部，在十个月沉醉于斯的撰写过程里，不觉写了将近五十万字。不识者或有下笔不能自休之讥。其实不然。就像胡适在1922年想写《胡适诗经新解》时的掷笔之叹：“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胡适一生的思想，亦复如是。从胡适在世时就已经层层积累起来的所有误解、传说、人云亦云、甚至胡适云、众亦云，也不啻是“何止二千斤重”！研究者不下死工夫，何如能“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舍我其谁：胡适》写五部、每部五十万字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