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QFII的的比例。其他几千亿非贸易资金和非直接投资的资金并没有确切的去向和数据，不敢枉下判断。但是问题必须提出来给予必要的关注。
我们认为， 亚洲的经济危机重重， 美元走势的改变带来资本流向的转变，非常容易像1997年的亚洲危机一样， 成为点燃危机的导火索。中国经济处在重重危机之中， 同时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使中国经济积累了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四大免受危机影响的屏障。第一，我们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 高度重视了资本流入的控制，特别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入资产市场的控制。提前调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在泡沫的形成过程中， 刺破了泡沫。并没有给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资产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机会， 资产价格的风险大大降低。第二， 大力度的综合政策组合，把通涨水平控制在一个可承受的水平上。第三， 三年前开始了汇率机制的改革， 汇率和经济体制的弹性大大提高，经济的调整能力大大加强。第四， 在国内外诸多不确定因素和突发性因素的冲击下，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面对美元走势的改变可能带来的资本流向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够进一步控制资本的大规模的流出， 我们就能在比1997年更大的开放环境中， 顺利渡过危机。
我们认为， 在美元贬值态势的转变还没有完全稳定之前， 实际上要”两防”，即要防热钱继续流入， 又要随时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继续防止资本的”大进”和”大出”。因为，美元走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之前， 投机资本强化升值预期， 吸引更多的投机性资本流入，进一步推动”汇率泡沫”， 赚取’最后的晚餐”。
在美元趋势明朗以后， 要防止以中国高通涨， 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周边新兴市场的严重通货膨胀， 资本流出货币贬值， 等等情况为理由， 引导人民币贬值预期， 推动资本大规模流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华尔街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发出信息， 强调亚洲经济危机的严重性， 调动资本加速流出亚洲， 流向美国， 加剧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推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
另外， 不能对周边国家的危机掉以轻心。在全球化的形式下，各国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中国较之1997年已经更大的开放， 资本流动已经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周边国家经济的关联度已经非常密切。邻国越南已经出现经济危机的信号， 我们要做好准备， 把可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更重要的是， 立即制定和宣布外汇管理的应急机制。为防范大规模资本流出，我们应该立即制定并公开宣布， 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启动资本管制的应急措施， 包括征收外汇兑换的”托宾税”， 延长资金境内停留的时间，等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的措施。这会大大提高”热钱”的机会成本， 不仅到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资本流出，避免资本大规模流出引发经济危机， 同时也可以阻吓现在热钱的流入。因为并不是马上实施， 也不会对市场造成突发的冲击性影响。
应急机制不是倒退， 这是必要的应急管理方式。 我们约法三章在先，现在资本可以流入， 但是在我们认为有损害中国经济的危机影响时， 我们有权启动紧急预案，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美国政府经常这样合理合法干预经济， 比如这次次贷危机。
中国可以应对经济危机 。
左小蕾：合理切分蛋糕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完善相应机制。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使垄断收入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式发展、改变二元式经济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刻不容缓的以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这对于中国走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工资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场化的机制需要在两方面下工夫。
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二次收入分配：减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补贴，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老百姓相应的支出，对居民收入是实质性增加。
当前对收入增加最有帮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镇化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城镇就业机会，就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居民，就有更多农民收入变成居民的收入。去年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万元，虽然农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也就是未来5年应该有近两亿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镇居民。这意味着这两亿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将增长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加大保障体系的投入，从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过4％，雇主承担的社保支出从占GDP的上升至6％以上，居民储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4％下降至15％左右。储蓄的下降是因为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将来的生活埋单，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增强，不用通过现在的高储蓄为未来的支出做准备，储蓄的动力就下降了。储蓄下降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加，当期消费就增加了增长的内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去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今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去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左小蕾：城镇化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新产业、新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城镇化是一项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的重大战略。如果城镇化推进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使更多“农民”可以变为“居民”，农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提升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农民的消费水平可以转变为居民消费水平，那么农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拉动消费增长可能的政策“三部曲”是创造就业、努力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发展服务业开拓消费的新领域。就扩大新增就业而言，财政政策应该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在大规模家电和汽车下乡以后，通过培训农民修理工，提供农村家电修理、汽车修理服务网点建设中的就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