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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为张竞生写传，就不该局限于传主生平，而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何况，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好在本书作者张培忠君深知其中奥秘，为撰写此书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谓“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参见本书后记），广收博采，兼及作家的揣摩、学者的考证，以及尽可能详尽的田野调查，故此书多有可观之处。
如此评传，我能先睹为快，实为幸事。我与作者一样，都是潮州人，对于张竞生这位先贤早有耳闻，只是囿于成见，不曾给予必要的关注。直到应邀写序，阅读了大量张竞生著译，对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为改观。可惜的是，深入的专题探究，既无法仓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适合作为评传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后单独发表。
2008 年7 月20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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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本色（1）
“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革命思潮的中心，还是传播马列的前驱。置身在这个大时代的漩涡中，张竞生不是只满足于当一个“两脚书橱”，也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讲授《普遍的逻辑》开始，张竞生逐渐成了北大红楼授权圈里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滩的四层红楼落成，北大文科和图书馆迁入新址办公，新的图书馆开辟了六门阅览室，21间藏书库，整整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大量购买新书好书，亲自制订借阅、阅览制度，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也成为文科教授互相交流、新旧人物角力交锋的地方。
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张竞生上完课后，必来这里盘桓一番，看看又来了些什么新书，或者有哪些书需要请图书馆购买的；更多的时候则是与李大钊就当前的时局或者正在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切磋。
张竞生与李大钊可谓一见如故。刚到北大任教不久，张竞生为了备好“孔德学说研究”这门功课，到图书馆寻找孔德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张竞生读到了李大钊刚刚发表在该刊的文章《自由与秩序》，作者指出：“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中国对这门学问进行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没想到这位图书馆主任对社会学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张竞生由读文而想见其人，遂到隔壁主任室与李大钊认识、攀谈。
初次见面，互道久仰。李大钊穿着一套普通的布长衣，中等身材，体魄强壮，给人一种踏实诚恳的感觉。张竞生对李大钊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把自由与秩序这个社会学的大问题阐述得如此透彻表示佩服，李大钊谦和地笑了笑，称那只是一篇不值一提的小文章而已。
由一篇短文说开去，两人竟然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他们在留学时代都关注过人的精神解放与自由问题，都曾专门研究过社会学问题，也曾专门研究过妇女问题。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第一次阅读了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初步认识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而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做博士论文时，曾深入研究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不平等及人对人的剥削，都与私有制有关。这种共同的话语基础使两人越谈兴致越高，彼此都颇有知音之感。李大钊和颜悦色的笑容，讲话时缓缓地一句接一句的北京口音，给张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李大钊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战士。在此之前，他曾经发表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1920 年3 月，他与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小图书室，名字叫“康慕尼斋”，即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在它成立的时候，李大钊曾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取得了联系，列宁给予了支持，并派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专程前来中国，与李大钊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曾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从上海写信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张申府，请他征求李大钊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
一、革命本色（2）
这样，南陈北李一锤定音携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 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前还在李大钊手下任图书馆管理员、日后将改变中国命运的青年毛泽东成为十###之一．1921 年11 月17 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公开成立后，吸收了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赞成马克思学说，张竞生就是其中之一。
1922 年3 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这年4 月4 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 届年会，讨论所谓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一消息激起北京知识界的强烈反对。3 月21 日，北京各界人士李大钊、刘复、陶孟和、邓中夏、谭熙鸿、张竞生等发起非宗教运动。
此事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会出面召集，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京大学支部诸同志，直接领导者是李大钊。张竞生原来就是同盟会员，搞革命并不陌生，他密切配合李大钊，印发《发起词》，在校内外号召大家签名。《发起词》指出，人是由猿经过劳动生活自己创造的，世界上并没有上帝和天神，宗教迷信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知识不足，对自然界一切事物变化不能认识，而统治阶级为了便于统治人民，便故意张大天神的作用，利用宗教来愚民，那些教主，则是统治阶级的帮凶。人们信教只是满足一种幻想，自欺欺人，而传教的人，如和尚、方丈、牧师、神父等，更是借此混饭吃，从事不劳而获，过剥削享受的生活。所以，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我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们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者的愚弄、欺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极力铲除依赖性，铲除靠天、靠上帝、靠外国人帮忙的奴隶思想，力求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加强四万万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争回已经丧失的领土主权，做一个有理智没有迷信，头脑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国民。努力钻研科学，追求真理，为广大的人类造福。使四万万同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凡赞成这个运动者请签名并广为宣传。
传单一出，应者云集。北京各大专中学教职员工、国会议员、普通市民等二百多人参加了签名，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北京《晨报》、《京报》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消息，一些刊物发表了专论进行宣传；李大钊等人还发表文章、召开演讲会揭露了宗教违背科学的实质，批判了宗教麻醉人们灵魂的消极作用。但也引起一些帝国主义报纸如《顺天时报》、天津《庸报》等著论攻击。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北大五教授则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由周作人打头阵，明确表示反对非宗教同盟运动。陈独秀马上发表文章予以回击，引发了周、陈之间的论战。
非宗教同盟并不因为知识界出现严重分歧而停止活动，相反却以更大的声势发动群众参与。同时，北京青年还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不久，又并入非宗教同盟。该同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骨干，广泛联系北京各学校的师生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会员很快发展到三千人以上。1922 年5 月10 日，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五百多人，是近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民间团体会议。会议由范鸿主持，会上大家发言十分踊跃，张竞生也作了主题发言，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扫除宗教的毒害。
一、革命本色（3）
经成立大会推定，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谭熙鸿、张竞生、刘仁静等十五人为干事，负责日常事务，推动活动的深入开展。在李大钊、邓中夏、张竞生等的指导下，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分会，有些地方组织撰文或演讲，批判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有些地方举行示威游行与罢课等活动，对宗教进行有力的打击。当然，这次非宗教同盟运动，实质上仍是以一种科学的新宗教反对传统的旧宗教，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可以说反迷信有功，反宗教乏力，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战斗中，张竞生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亲密的合作，与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时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