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见。 尽管如此，梦露有时与葆拉一起去古董店，还买回一两件小礼品。令人震惊的是，她几乎不和我说话。我们两个都争着当施主，而对方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受所施舍的礼品。 现在，每天都发生新奇的事情。 一天下午，玛丽莲好像在背剧本台词那样坦率地对我说：“他们本该最终彼此分手。”我马上对此进行了反驳。我真担心她说的是对的。当初我创作的这个剧本就是想向她表明，像她这样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位置。 玛丽莲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葆拉陪伴玛丽莲的结果是，她终于赢得了我们之间长时间的未宣之战。玛丽莲搬出了我们的家，住进了葆拉所租借的旅馆房间。虽然如此，我仍然希望玛丽莲能有时间集中精力工作。但我唯一担心的是葆拉给玛丽莲越来越多的镇静药。 摄影师担心玛丽莲的疲惫会在近景中展现出来。由于葆拉负责照顾玛丽莲，所以矛头不可避免地对着她。 在拍片中，玛丽莲已经习惯于改变剧本中的原台词，仅挑选出几句话，甚至几个词。但导演休斯顿不同意这样。他坚持要台词准确无误，而且有些镜头要重拍十遍。我猜想是因为玛丽莲的记忆力有时不行，但她解释说，台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表达出的感情。她说表达的正是她所理解的她的启蒙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的话。 影片拍摄工作在继续进行之中，而我已经无力改变现状。我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而且越来越流于形式。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独自度过的。我想回避去旅行，但休斯顿导演有时要找我讨论或修订剧本，我也真是走不开。 一天，我们在皮拉米德湖畔拍摄两场没有台词的镜头。一场戏是男女主角在湖里游泳。看着女主演玛丽莲从水中出来，让克拉克·盖博拥抱的情景真令人难受。我从她身上发现的只是冷漠，尽管她还是勇敢地企图表演得她很快乐。我对她太了解了，以至于我根本不将她的心不在焉放在眼里。但当我走进她时，却看到她在发呆，我只能看看而已，我但愿是我自己看错了。 不久，影片的拍摄工作停顿了。玛丽莲的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虽然从纽约来过一次，但他不论对玛丽莲说些什么，她还是不能参加拍摄。李·斯特拉斯伯格只好返回纽约。我又去找葆拉。她一见到我，就用一只手指压在唇上，作了表示不要出声的动作，带我到梦露的卧室。只见玛丽莲坐在床上，一个医生正准备给她注射镇静剂。玛丽莲一见到我就喊叫起来，显然她不愿意见到我。我想阻止医生给她注射，但她惊恐地叫了起来。她见到我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躁不安使我的每一种帮助都化为泡影。于是我只得在起居室里等候医生从里面出来。医生难以相信在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之后，她还是那么清醒。我走进卧室，只见玛丽莲还坐在床上，神情很恐惧，但渐渐平静下来，只是梦呓般地叫道：“走开！” 我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了再次与她和好如初的希望。无疑我呆的时间太长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她尽责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是药片使她和我完全疏远了……我对她来说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更糟糕的是，她觉得我的出现仿佛是对她的折磨。我对她来说是一种回忆，一种她没有成功地摆脱旧生活的回忆。 我仍幻想着奇迹的出现。在她醒来时，我会说：“上帝爱你，亲爱的。”她会相信的！我幻想着她那深受伤害的眼睛再次流露出往日那醉人的含情脉脉的温柔可爱。因为这种眼神对我来说永远意味着她真正的自我。 为了拍完这部电影，玛丽莲被送进洛杉矶一家私人医院，进行不服镇静药的心理治疗。大约10天后，她回来了，她表现出那种令人感到惊奇的忍受与克制的能力，尽管她不再显得容光焕发。我们开始集中拍摄工作后，我与她又进行了交谈，但她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虽然毫无怨恨。毋庸讳言，我俩心里都明白，我们分手已是势在必然。我觉得她似乎卸下了一种莫大的压力，我至少为此感到高兴。 影片拍完，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我驾驶着绿色的旧轿车离开了那里。当我乘坐飞机回到纽约的途中，《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电影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分手后，各自离开了片场。宣布离婚后的一个星期，阿瑟·米勒说：“我们共同完成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算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我把它留下来，却失去了她。”1960年12月，玛丽莲一人回到纽约，与斯特拉斯伯格一家一起度过了这个圣诞节。 1961年2月，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上映了，并未像预期一收到“最佳影片”的效果，却受到了众多批评。只有少数评论家认为这部电影还可以，多数反应是带有批评性的。即使是玛丽莲·梦露的好友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也打电话给她，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部电影。玛丽莲自己在完成这部电影之后说：“我总是想下一次我再好好表演吧。”然后她叹息着说，“我试着想找找自己是不是一个‘人’，上百万人生活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于我本身来讲，就是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女演员。”。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九章：迷失自我（4）
三、滑向深渊 在离婚和电影惨败的双重打击下，玛丽莲·梦露的精神状况陷于崩溃，那一年的圣诞节她差一点跳楼自杀。在一位大夫的建议下，她最终进入纽约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出乎梦露意料的是，她本来是打算接受保养疗法的，可没想到一进医院，他们就按照对待精神病人的办法，把她像囚犯一样关在一个专门的单间。 在这间房门紧锁、带有防护垫的特护病房之中，玛丽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她不禁想起自己可怜的母亲就是在精神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被迫服用大量镇静剂，进而大脑神经过度麻痹受损，最终惨死在精神病院里。她继而又想到曾祖父的自杀和外祖父外祖母死于癫痫的事实，这使得她的情绪完全失控。 梦露绝望的对着门外大喊大叫：“把门打开，放我出去，我没有病！”可是根本没有人理会她。她歇斯底里的呼救被医生认为是间歇性癫狂症的体现。于是梦露干脆装疯卖傻，她把椅子从玻璃门上摔出去，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前以示抗议。在两天两夜之后，她偷偷写信给斯特拉斯伯格一家，求他们把她救出去，但也许是他们根本没有收到或是干脆不理睬，她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绝望之中，她向她的前夫乔·迪马吉奥求救。她打电话给他，哭诉了她所面对的一切。从她语无伦次的叙述中，迪马吉奥很费劲地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很快，他从佛罗里达赶到纽约，把玛丽莲从精神病院里解救了出来。 1961年3月，梦露在迪马吉奥的悉心呵护下，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她和迪马吉奥一起来到佛罗里达州。在那儿，她整日游泳，在轻松愉快的心态中，整个人的精神和身体都在康复之中。她显得神采奕奕，甚至和迪马吉奥一起观看他执教的纽约北方佬球队的比赛，为他们加油助威。 1961年4月，她在迪马吉奥的陪伴下，回到了洛杉矶。6月，她基本上康复了，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交活动。此时，她已经可以只吃些水合氯醛——一种作用最轻微的安眠药，就入睡了。但也有几次她把烈性酒和大剂量安眠药片混在一起喝下去，还好被及时解救了出来。 此时，格林森医生担负起治疗梦露的重担。在1979年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导演乔治·丘克说道：“格林森被梦露誉为奇迹的创造者，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对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的医生，她对格林森言听计从。”在给葆拉的一封信中，梦露这样写道：“格林森是我的救命恩人，是帮助我对付整个世界的盟友。” 这一年的圣诞节，格林森医生处心积虑的请来迪马吉奥，营造出一种“抚爱、关心、像家庭”一样的气氛，使梦露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跨入了新年。这时梦露服用药物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此时，梦露对格林森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小到约会的男朋友，大到所拍摄的电影，梦露都会征求他的意见，他实际上已经是她的经纪人了。 1962年春季，根据格林森医生的意见，梦露保留了她在曼哈顿的公寓，但搬到了洛杉矶。格林森让梦露别再四处游荡，及早安定下来。很快，她就在布伦特伍德区买了一幢西班牙式的房子。梦露感慨万分，热泪盈眶，这是她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房子。她对生活似乎已经鼓起了充足的信心。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幢房子的前门上贴着一条用拉丁文写的格言：“我走完了我的旅程。” 格林森为玛丽莲找了一个非常老练的管家——尤妮斯·默里。尤妮斯·默里原本是位精神病护士，现在她在格林森医生的安排下，护理梦露，并且定期向他报告梦露的情况。后来调查梦露死因的罗伯特·利特曼医生说：“梦露一直不知道默里是被安插到她家中以防不测的人。” 此时的梦露，已经悄然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在他人和她自己的不知不觉中，玛丽莲·梦露慢慢的向黑暗的深渊中滑去。
第十章：最后的情人（1）
一、肯尼迪兄弟 玛丽莲·梦露最后也是最著名的情人是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她和他们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给她人生的结尾，增添了更多的猜想。 肯尼迪家族赫赫有名。约翰·肯尼迪19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他的祖先来自爱尔兰，后来迅速成为美国的富翁。他的外祖父曾经是波士顿民主党的主要后台人物，父亲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大不列颠的大使。约翰·肯尼迪毕生事业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这位肯尼迪家族的掌门人从小就教导他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