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欢呼声，纷纷向前拥来，急得工作人员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着那个出声又出图像的神奇匣子。
电视里放的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足球友谊赛。当时正是中阿友谊蜜月期，大马路上经常放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但蜜月归蜜月，小县城里没人对足球赛感兴趣，大家看了一阵子人像扭扭曲曲的跑来跑去的画面，听了一阵子时断时续的解说，就索然寡味的散去。我却和小伙伴们坚持到最后，因为我小时看过一本《平格尔奇遇》外国科幻小说，其中就提到了可视电话，样子和电视差不多，但还不如电视神奇。如今亲眼看到科幻小说里不可思议的东西变成了现实，心中的惊奇和兴奋可想而知。待到人家将电视机放到箱子中时，才恋恋不舍回家，夜里还做了一个有关的梦。
几年之后，亲戚家里由上海的亲戚送来一台九英雨进口黑白电视机，在街坊中轰动一时，每天晚上，家院子里都坐满了人，像电影场里放电影一样，更有家住很远的人跑来，为的是看一看什么是电视机。我们自然是常客，还帮着维持秩序。
毛主席逝世时，县城里已经有许多单位有了电视机，都拿到室外来，向群众播放悼念实况。县里还让各公社组织人，到县城里轮流观看电视直播。我那时下放在赵墩公社，也有幸被选到县城里来参加悼念活动，是在总工会的院子里，看的电视。
*结束后，物质丰富起来，县城里也有电视卖了，特别是彩电，更是紧俏商品，不仅要走后门，有时还要预先付款，才可提到货。也因此，出现了倒买倒卖彩电的，让一些人发了大财。
如今一家有好几台大彩电，已不是新鲜事，像超大屏幕液显、数字电视等等，正走进普通家庭，这是我们小时，把想像力发挥到极致，都想像不出来的。
2008年2月25日星期一
恶作剧
也许是受“革命传统教育”过度，小时候，见到男女亲亲热热在一起，总要嗤之以鼻，如果是街坊中熟悉的年轻小伙子搞对象，不仅要口而诛之，还要以小石子之类的轻武器伐之。
牛哥原来跟我们玩的好好的，整天带我们捞鱼摸虾捉鸟打架或者拿家里的瓜子糖葫芦犒劳我们，但自从他好上了一个肉联厂的杀猪女能手后，不仅瓜子糖葫芦成了杀猪女能手的口中美食，而且基本上对我们置之不理，下了班不是陪人家轧马路，就是一手提一个高板凳紧跟在人家屁股后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恼羞成怒的我们，愈加看不上眼他那副“女人迷”的疑似流氓行为，大家决定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口诛”是第一步。“牛哥”不叫了，叫他“牛犊子”，他的大名不是叫“相宜”吗，那就谐音叫他“香胰子”（洗脸用的香皂），甚至“臭香胰子”（洗衣服用的廉价臭肥皂），乐得那杀猪女能手摇着羊角辫儿哈哈大笑得几乎岔了气，牛哥则气得脸红若煮熟的猪肝，可又不敢当着杀猪女能手的面对我们过于凶神恶煞，只能干挥着拳头子，不断发出无言的警告。等到那杀猪女能手偶尔背过身子时，他不是飞脚踢我们，就是双手抱拳向我们求饶。好歹坚持到把杀猪女能手送回了家，他立刻凶相毕露，不是揪那个的头发，就是掐这个的耳朵；不是扭那个的胳膊，就是踹这个的屁股；不是按住那一个狗啃屎，就是按住这一个“老头看瓜”（硬把头钻在裤裆里）。正是压迫越深，反抗越重，面对他的暴行，我们在鬼哭狼嚎般的痛苦挣扎之后，决心不把他们两个“流氓”捣散誓不罢休。
于是有了第二步的“笔伐”。夜深人静时，就用粉笔在“臭胰子”的院墙上写上“打倒大流氓臭胰子”，“臭胰子搞流氓没有好下场”。都是斗大的一个字，很远就能看到。然后又在四邻的墙上也写上类似的口号，甚至连厕所的木柱子上也让我们给写满了。第二天“臭胰子”气疯了，拿着个小刀到处刮，边刮边骂，可没等他刮完，杀猪女能手就哼着革命歌曲来找他了。“臭胰子”想找身体护那没刮干净的部分，哪里护得住，杀猪女能手不看便罢，一看立时羞的脸通红，扭头就跑，“臭胰子”只好哭丧着脸拿着小刀在后面追，我们则在后面大叫：“大流氓‘臭胰子’女人迷，拿着小刀抢女人！”“臭胰子”是首尾两不顾，气急败坏的直跺脚，只好跑到我们家里告刁状，害得我们痛挨一顿鞋底，罚挑两大桶水。
现在该我们穷凶极恶了。学电影《地雷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在“臭胰子”看电影回来必归的小路上，挖一个坑，再向坑里每人拉上一泡屎，尿上一大泡尿，上面先盖草，再盖土，然后远远看着他得意地傍着杀猪女能手有说有笑地嗑着香瓜子一路走来。只听“扑通”一声响，又听“啊呀我的娘”一声叫，两个狗男女齐齐栽倒，插了一脚臭屎实在让人开心极，不过，他们俩也因此亲密地搂在了一块，竟让我们觉得有些太便宜了“臭胰子”。
大获全胜之后，我们又剩胜追击，在他的大门上方放了一大包煤灰，待他推门进来时，落了一个灰头灰脑，像个刚从泥水里爬出来的猪，乐得我们拍手直称快。他来追我们，地上又撒满了我们事先扔下的西瓜皮，没走几步就摔了个狗啃屎。待他爬起，我们早已逃得无踪无影。
“臭胰子”终于甘拜下风，他又拿家里的瓜子糖葫芦犒劳我们不说，还特意请我们喝了一次酒。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不仅醉了，还全身皮肤过敏，吃了好些中药才好。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干涉他的自由恋爱了。后来我下放，“香胰子”又请我喝了一次酒，这次做菜的，正是那一位已被他叫做老婆的杀猪女能手。
防震的日子
已是午夜，有人喊地震了，也确实感到床在轻晃，于是喊老叫小，全家狂奔到大马路上。此时大马路上已站满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大都站在路中间，远离路边的大梧桐树。大人们交头接耳，小孩子们兴奋得在人群中乱窜。有线广播发出告示，说刚才发生轻微地震，后来才知道是河北邢台大地震引发的。
从那以后，地震成了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隔几年，就逼近大家。*中，武斗打得最凶时，传来地震的消息，吓得造反派们无心恋战了好一阵子。我们那时还住在草房中，估计房子震倒了，压力也不会太大，于是，大家每晚都住在床底下。大人们觉得很憋闷，我们小孩子却感到有趣新奇，在床下窜来窜去捉迷藏。记得文化馆的一对画家夫妇是我们父母的朋友，他们每晚都住在我们家小南屋里的大床下面。在晚上睡觉时，还要在桌上倒立一个酒瓶子，以监测是否地震。有时意外倒掉，都会引起大家一阵恐慌。
1970年代初，关于地震的消息，经常传来，说我们地处一个大地震带上，虽然一直未见大的地震，但周边地区，却常有地震的消息传来，让人们感觉死亡的真正威胁并不遥远。那时县城里的草房大都翻盖成了瓦房，钻在床底下天天躲地震，一则不是长法，二则瓦房压力大，大家开始纷纷在附近的空地上盖起防震棚。
其实地震是难以预测的，但不知为何，那时却总有疑似准确的地震预测消息传来，甚至由街道出面，组织大家防震。我们住的高台子上，住房密集，大家就到南面铁路小学的菜地和花园里搭防震棚。学校的领导虽然不太乐意，但我们人多势众，他也无可奈何。
城镇居民，平时升炉子找个柴禾棒都难，现在要搭起一个五六个人住的防震棚谈何容易。我那时正上初中，为搭防震棚，放学了，就到城郊的农田里或者铁路货场里去搭棍棒柴草和油毛毡。家中院子里栽着两棵大柳树，就砍下粗枝子来，还有平时扔在墙角床底的木头棒头，总之，集腋成裘，物尽其用，终于搭建成了一个类似看瓜草屋子的防震棚，大至有十平米左右，想不出一大家子，是如何在里面挤上大半年的。
搭防震棚的有几十家，一时间远邻成了近邻，晚上没事了，大家就在月光下，砍大山，其乐融融，待到防震棚拆除时，都还恋恋不舍，甚至对住惯了的防震棚也有许多留恋呢！在住铁小防震棚时，有两件事记忆特深。一是听收音机里播文化馆周唯一老师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入党》；一是邻居张大叔把裙子叫一条腿的裤子。前者让我惊奇本地竟然也有文学家，后者让我惊叹普通人的想像力和语言的表达力是如此的丰富。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这儿又闹起地震恐慌症了。那时我下放在农村，农村人不在乎什么震不震的，都住在草房子里，我们知青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只好住在瓦房里，但县城的家里却全搬进防震棚了。这次防震棚搭在了文化馆里，屋顶用塑料布和草席子，周围的墙，是我从队里拉来的麻杆子。我每次回城，都住在防震棚里。这次的邻居，大都是本地文艺界的名人，如西邻是县剧团的一号小生，我早起回队，常能看到他练功，听他吊嗓子，佩服极了。北邻是最有名的评书艺人，听他神侃，令人陶醉，而他捧着《聊斋》晒太阳的惬意，一直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画之一。特别要提的是，他的儿子，常去我们防震棚对面图书馆书库里偷书给我看。还有一件事，也很难忘。那防震棚千孔百疮，寒夜里实在难熬，我到公社参加高考预考的前一夜，住在防震棚里，冻成了重感冒，高烧头疼，差点误了考试。
过了十多年，又闹地震了。这时的县城，人口密集，多是楼房，很难找到空地搭建防震棚了。于是防震出新招，用粗钢管焊防震床，搬进楼房里，估计地震毁了大楼，人还是可以在钢焊的如笼子般的大床里生存下来。一张床一两千元，到处都在卖。家家睡钢床，也是人类睡眠史上的一个壮举吧？
又许多年过去了，关于地震，只在几年前，外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