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才有书信来往。记得是八七年的时候，父亲特意将这位姑姑接到江夏住了近一个月，只有这时，我们才对这位姑姑在湖南的生活有了些许的了解。这位姑姑嫁到湖南后，总共生了九个儿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并且有几位在当地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姑父在八四年去世后，姑姑就跟着最小的一个儿子生活。八七年姑姑来江夏时曾将这最小的儿子带来过，名字我记不得了，大家都称他老九，其实当时也就十三、四岁的年纪，言语不多，长得虎头虎脑的。事情就出在老九的身上，父亲讲，上个星期这老九与几个小年轻在外面惹了祸，将一个外乡人打成了重伤，当地派出所将其中的几个小年轻已经抓住了，这老九脑袋瓜还非常灵光，惹祸的当天就跑到在江西南昌工作的他的四哥那儿躲了几天，不知怎的，今天下午又乘火车从江西跑到我们江夏来了，想在父亲家避避风头。说是避避风头，其实这结果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触犯刑法，将我们都连累了。出于亲情，父亲虽然对姑姑及这老九非常关心，但这事太敏感了，父亲就到了我这儿，想看我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处理不好的直接后果，不敢怠慢，急急忙忙与父亲一道赶到父亲家里。母亲还没有睡，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等着父亲的消息。老九却睡了，母亲将他叫了起来。完全没办法在眼前这小年轻的身上找到八七年见到的那个虎头虎脑的少年的丁点儿影子，他只有一米七不到的个子，一脸横肉，长得敦敦实实，从身材看不是个练体操的就是练举重的。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也不说话，只是看着地面。直到母亲说：“老九，这是你表哥。”他才抬起头看我一眼，用浓浓的湖南口音喊了我一声表哥。出于职业习惯，虽然他只是一抬头，但我仍捕捉到这位表弟狡诈凶残的眼神。这家伙在当地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我简单向他询问了一下情况，他所说的与父亲告诉我的出入不大，但他们打人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惹祸，而是与其他人争地盘抢生意。国家整治107国道需大量的石子，这是一次赚钱的好机会，这老九就纠集了社会上的几个闲散人员，想将临湘路段的石子供应全揽下来，但在招标过程中，老九输给了一位广东人。老九认为这广东人抢了他的生意，断了他的财路，一气之下，就指使几个人将这广东人给打了。
“是你指使的吗？”我冷冷地问他。
他没吱声，只是使劲往喉咙里咽唾沫。他的表情充分证明是他指使的。我告诉老九，他必须回去自首，这广东人没事，他也没事，若这广东人有事，他是没办法跑的。母亲听了我的话，将我拉到房里，紧张地问我：“只有自首吗？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说。
母亲想了一下，说：“只有让他回去了。你姑姑怪我们不帮忙也没有办法。”
我说：“不能让他一个人回去，我们得送他回去。”我担心这家伙不定又跑到其他地方避风头去了，若这样，我们全家仍脱不了干系。我们不能干知法犯法的傻事。
当我告诉老九，他得呆在家里不许乱跑，明天下午我就送他回临湘的时候，他一脸无助的表情，一副可怜相。我却一点儿怜悯之心都没有，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不是我变得麻木，更多原因在于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敢作敢为。犯事时天不怕地不怕，等犯下事后，却吓得屁滚尿流，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往日的英雄气概全扔到爪哇国去了。 。 想看书来
一
我陪何一为乘车到达青龙山火葬场时已经八点半了。
青龙山火葬场位于青龙山的东北方向，离县城大约四公里距离，四幢不规则的青灰色水泥房紧紧地挤在一起，象小孩将玩脏了的积木胡乱地扔在群山之间似的。四周的山上栽种的全是杉树，大多数已成材，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青香气。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火葬场时，我就感觉这火葬场的选址与四周的环境反差太大。带着压抑沉重的心情却置身于这样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中，总有股说不出的味道。这几年社会上有许多的人在大声呼吁，要求将这火葬场迁址，免得这肃煞之地影响了四周的景致。但是，这呼声喊了几年，最终没有结果。搞不清楚以前县民政局在火葬场的选址问题上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现在仍坚持不搬迁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到达火葬场时县里的领导还没有来，只有县政府办公室里的几个小年轻在忙碌，其中有几个我熟悉的，见着后互相打着招呼，个个言语简洁，面无表情。我和何一为在火葬场的院子里四下里转了转以后，就进到靠北面的那幢专门用来举行告别仪式的房子里，吃惊地发现灵堂布置得异常庄重气派。小男一雄的巨幅半身像挂在面对大门的墙的正中，在耀眼的白炽灯光下，那家伙正用那双冷冰冰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走进灵堂的人。照片的上边挂着一个黑色的横幅，写着“小男一雄先生追悼大会”十个白色正楷大字，每个字的大小最少有一米见方。照片的两边在蓝色的帷布上写着一副隶书写就的挽联，右边是“梦断西堂，春雨梨花千古悲”，左边是“心悬东羸，秋风桐叶一天愁”。老话说，死人为大，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你的心情由不得变得沉重。巨大的照片下沿墙摆放着一人多高的苍松翠柏，树枝间挂着许多纸扎的白花。进门两边的墙边摆放的全部是花圈，我粗看了一下，县委、县政府以及全县几乎每个局都送了。灵堂的正中间略略靠近正面墙的位置摆着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玻璃盒子，小男一雄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戴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一动不动地躺在里面。隔着玻璃盒子周围的鲜花，我仔细看了一下小男一雄，这家伙的容貌被仔细修饰过，脸色红润，印堂发亮，比活着时更有精神。环视着周围的一切，我差点没有笑出声，一个杂种，就因为变成了日本人，就由一只普通的公鸡变成了耀眼的凤凰。那一刻，我对自己竟然有这种想笑的冲动而感到吃惊。
何一为肯定对小男一雄过去的情况不了解，他眼里跳跃着激动的光，拿着相机，这里拍拍，那里照照，嘴里也不停地不知嘀咕着什么。
这以后，县里的头头脑脑们陆续来了。大家相互打着招呼，声音都压得非常低。
九点半钟，追悼会正式开始。整个灵堂全沉浸在我们熟悉的那首曲调中。县委书记吴江、县长艾时海、人大主任杨财贵、政协主席魏长荣以及全县叫得出名的头头脑脑全都来了，个个表情肃穆庄重，不苟言笑。县长艾时海作的悼词，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足足念了十来分钟，若大的灵堂里充斥着他那如丧考妣的悲痛声音。说实在话，艾时海念的是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进耳朵去，这时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希望在这个场面能够看见小男一雄的母亲。但让我非常失望是，我不仅没有看见我想象中那个悲痛欲绝的可怜女人，就是与小男一雄有一定关系的亲戚朋友也一个没有见到，也未听到有人介绍。我不明白县里为什么不将小男一雄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亲戚请来呢？在礼节上，这是应该的。同时，小男一雄的母亲以及他的亲戚为什么不自己来呢？在亲情上，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一时想不明白，但又不知道该向谁问个清楚。
我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的心态看着眼前这有点滑稽的场面。但在冷眼看过这一切后，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当然这沉重并不是因为小男一雄的死，更多是为县委书记吴江等一干人的良苦用心，确实，他们为了我们江夏经济能够得以发展，活得够累，笑脸得装，苦脸同样得装。
追悼会很快就结束了。小男一雄被一辆小推车从左边的侧门推进了焚尸间。小推车进入焚尸间前经过一条三十多米的过道，过道的两边站着一个由三十多个男女组成的铜管乐队，当小推车从侧门里出现时，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留着两撇八字胡的乐队指挥，用十分夸张的动作举起了那根用不锈钢钢管制作的指挥棒。随着指挥棒举到最高处，缓慢、沉重的乐曲从不同的乐器里倾泄出来。那些年纪参差不齐的乐手们穿着十分滑稽的白色制服，表情凝重，动作呆滞，一个个就像毫无表情的机器人。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吹奏的不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首哀曲，而是十分生疏的日本歌曲《樱花》。《樱花》的节奏是缓慢的，紧跟在小推车后面的那些头头脑脑们的脚步和心跳在这乐曲中没办法不变得缓慢。
眼见着小男一雄被装进一副用硬纸板做成的棺材接着推进焚尸炉后，县里的领导们不约而同地从焚尸间里走出来，汇集到外面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上。这时，大家才都恢复到我十分熟悉的模样，原本肃穆凝重的表情变得轻松自然，站姿也显得庸懒自由。大家三五一群地聚到一起，有的在抽烟，有的不知在不交换着什么消息，声音虽然仍压得很低，但表情却异常地丰富起来。
这时已没有我的事了。我一个人孤单地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背靠一棵歪脖子槐树，用一种复杂的心情注视着那根巨大的烟囱上吐出的淡淡的白烟。这股股白烟在无风的天空中轻轻地往上升腾，虚无飘渺，若有若无，最后没有一丝痕迹地与清冽的天空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我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从烟囱里出现，进而消失在空茫天幕上的这股白烟，脑子里却思绪万千。是的，我想得非常多，也想得非常杂，我不仅想到了人的前生今世，也想到了人生活在这繁杂世界上的意义，甚至竟想到了死是否是生命延续的另外一种方式。最终我还是想到了小男一雄那张敌视和仇恨的眼神。小男一雄死了，已经化作了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