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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真是疯了。”直到现在，杨卫平表情仍异常惊悸，“那老太婆怪声怪调地叫着，那张瘦得没有丁点儿肉的脸完全没了人形。真的，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看似只有半条命的老太婆那一刻怎会有这样大的力量，她那双手活像一把生铁做的老虎钳子，狠不能一下将老鬼子的脖子给掐断。”
“老鬼子当时就瘫了。大家在突然的变故面前一时手足无措，还是覃局长反应快，大吼一声，扑上去就扳老太婆卡在老鬼子脖子上的手。但是掐得太深太紧，他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我上去帮了一把，才将老太婆的手松开。”
“他妈的，现在想起来真不该上去帮的，就让这老太婆将老鬼子掐死好了。”杨卫平一脸懊悔的表情，将吸了一半的香烟扔到车窗外面。“我没想到自己会下那样大的力气，是活生生将老太婆的手指头给扳骨折了才让她的手松开的。我听得清清楚楚，像折断麻杆时的那种脆脆的声音，一连响了四下……十指连心呀，在老太婆痛昏过去后，我们才将那老鬼子救了下来。”
杨卫平咽了一口痰，接着往下讲。
“后来，又发生了一起变故。在大家手忙脚乱地将老鬼子抬到车上时，小男一雄，不，那时大家只知道他叫杂种，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双目圆睁，头发直竖，高举着一把沾满泥水的锄头，怪声怪调地叫着，朝车子冲过来。司机不敢怠慢，发动车子，落荒而逃……”
“幸亏跑得快，看那杂种不顾一切的样子，一定会死人的。”杨卫平粗重地喘着气，心有余悸地说。
大家沉默了好一刻，坐在后排的王平安往前欠了欠身子，问：“那老太婆为什么这样恨那老鬼子呢？”
“为什么？当时我也感觉莫明其妙的，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人，一个从未离开过牛头山的糟老太婆，相互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后来听周围的人讲，我才将其中的原委搞清楚。抗日战争时，那老鬼子带了一小队日本鬼子就驻扎在这牛头山。日本人，哼哼，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进化好的民族，书上不是说吗？那时的德国人，不，纳粹，都瞧不起日本人，说日本人是野蛮人。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听人讲，那老鬼子带的那一队日本鬼子可是坏事做尽了。那老太婆就是当时的受害者，当时她才十六七岁，就被这老鬼子掳到炮楼里给糟蹋了，那杂种，不，现在的小男一雄就是这样给生下来的。他妈的日本人，畜生都不如！”杨卫平往车窗外吐一口唾沫，狠狠地骂一句，那表情既充满仇恨，也充满懊悔。
一时大家都不再说话，整个车箱里被一种沉重的情愫充斥得严严实实。
我小心地开着车，力求在这坎坷的路面上使车子行驶得尽量平稳。关于小男一雄的身世在听了李锐的介绍以后，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但是，现在听了杨卫平刚才讲的一切，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愫陡地涌上我的心头，这是一种奇怪的情愫，既说不上是激愤，也说不上是悲哀，但是这种情愫却实实在在地压迫着我的心脏，让我感觉呼吸非常困难。李锐的介绍让我感觉到的是小男一雄以及他的母亲活得很苦，但这种感觉更多只是存在于表面的认识之上，比如生活饥寒交迫，穷困潦倒，而他们内心的痛苦谁又能体会得到呢？这就像一个虽然没有吃过苦瓜的人，肯定知道苦瓜是苦的，但苦的滋味在他没有亲自尝上一口后是没办法体会真切的。而杨卫平说的，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深层次的，他不仅看见了眼前这只苦瓜，并且亲口尝了一下，嘴里苦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比意识里的苦不知还要苦上多少倍。真的，我有这种感觉，杨卫平刚才讲的事情，我仿佛就站在旁边亲眼目睹过一样。我仿佛看见那老鬼子冷冰冰的眼睛，那老太婆不顾一切的模样；同时，我还仿佛听到那老太婆手指被扳折时清脆的响声，还有小男一雄那无助的吼声……是老太婆无理或者失去理智吗？不，不，我们千万不能这样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就像火山，它之所以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喷发，是因为它在地底压抑得太久，太久。人的情感在更多的时候不就像火山一样吗？我的脑子里在这一刻突然想起一九八七年乘坐“江汉50号”轮船到三峡游玩时遇到几个日本人的一幕。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杜平在这条船上当船长，他是大连海事大学毕业的，英语相当好。船过了葛洲坝以后，四个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在翻译的带领下提出想到驾驶台去看看。但当杜平知道这四个外国人是日本人时，立时脸涨得彤红，生硬地挡在驾驶台的门口，用英语骂道：“Japanese pig 。get away！ Japanese pig 。get away！”那几个日本人一下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杜平，最后悻悻地走了。事后我问杜平为什么这样。杜平说，1943年他爷爷被日本人强抓到大花岭火车站修炮楼，结果被日本人用刀砍死了。所以，在内心里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在任何地方遇着任何日本人，他一定要骂上两句，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解恨，解气。现在想来，杜平当时的行为是有一点儿偏激，但那老太婆的所为呢？我认为不管是出于家仇还是国恨，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仍是平息仇恨的一种方式。做了丧尽天良坏事的人，并不是单凭一句“对不起”或者捐上几个钱就可以将以前的所有罪孽一笔勾消的。
“后来那杂种，不，小男一雄怎么变成日本人了呢？”过了好一阵，王平安小心地问。
杨卫平说：“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这老鬼子可能是良心发现了，执意要将这杂种带到日本，并以这作为在我们江夏投资办厂的唯一条件。”
“那老太婆同意让老鬼子将杂种带到日本吗？”王平安接着问。
“那老太婆开始死活不同意，后来县里派人做了好长时间的工作，不知怎么就将她的思想做通了。这以后那杂种就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由一个人人不齿的杂种，变成了我们县里那些头头脑脑们的座上宾。”杨卫平重新点上一根烟，“对了，别看那老太婆瘦小得完全没有人形，但却非常有骨气，听说那杂种在青龙山那儿办了魔芋厂后，她从来都未去过，并且从不花那杂种的一分钱，一个人仍孤苦零丁地在原来的破房子里生活。”
“哪杂种愿意去日本？”王平安这人平日里就有点儿书呆子气，这样的话竟也问了出来。
杨卫平愣了一下，然后哈哈笑出了声：“神经有毛病的人才不去。你说这杂种平日里谁将他当人看待了，这一下天上掉饼子，就怕跑都来不及哩。”
说话的当儿，一辆手扶拖拉机吐着浓浓的黑烟迎面驶过来。路太窄，驾驶拖拉机的老头犹豫了一下，将拖拉机停在路边上，让我们的车先过去。老头一脸的皱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帆布工作服，用紧张的眼神看着我们的车子从旁边驶过。拖拉机的车箱里躺着一个人，用一床蓝底白花的薄棉被从头到脚盖着。如果没猜错的话，这老头是往医院里送病人的，从躺着的人一动不动来判断，这病人肯定病得不轻。
“这老头是哪儿的？”杨卫平一直在打量那老头，自忖对整个马鞍山镇就像熟悉自己的手巴掌一样熟悉，现在显然遇到一个陌生面孔，由不得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我感觉在哪儿好像见过这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但仓促间一时无法想起来。
简易公路离小男一雄曾经居住的那间简易房子有二百多米远，车子停好后，我们沿着田埂上的小道，穿过几块高低不平，排球场大小的小麦地，就到了房子跟前。说实在话，即使在我们江夏最贫穷的农村，眼前的这间房子也已经非常少见了。土砖垒的墙壁露出一根根焦黄的稻草根，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看不出砖缝，整个就是一面用泥土夯实的土墙。屋顶上原本盖的是稻草，后来在有些地方盖上了几块深色的瓦片和油毡，看上去像在一床分不清底色的棉被上缀上了几块深色的毫无规则的补丁。房檐遮住的土墙上布满了拳头大小的窟窿，不用说这是麻雀们的杰作。即使在现在的农村也非常少见的麻雀，这里却非常多，它们停在房檐上或者蜷缩在墙洞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有几只明显是才学会飞翔的小麻雀，清脆地叫着，大着胆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这种景象在城里现在是难得一见的。 这一切竟勾起我对麻雀的记忆，鲁迅小说里所写的用几颗米粒诱捕麻雀的办法在我们这儿明显效率太差，运气好，一次也就只能捉上个一两只，那时我们是在生产队的育秧棚里捉。秧苗在大棚里育好后全部运到田里，诺大的棚子空荡荡的，我们将大棚的门帘卷起，远远地藏在一边。那些麻雀们经不住大棚里残余的稻谷的诱惑，在犹豫了好一阵子后，一只一只飞进大棚里，也不管有无风险，一顿猛吃。眼见大棚里的麻雀数量差不多了，藏在一旁的我们就飞也似地冲过去将棚子的门帘放下。这是典型的瓮中捉鳖，大家一阵忙活以后，往往能捉上四、五十只麻雀。然后根据人头平分，中午或者晚上各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碗香喷喷的红烧麻雀。那时候麻雀与老鼠、臭虫和蚊子并列为“四害”，消灭都来不及，不像现在，可能会被一些看似有善心的人冠以虐待动物的帽子而遭到无情地谴责。
房子坐东朝西，门口有半个蓝球场大小的一块平整场地，看着是一个院子，却没有围墙，甚至也没有简单地用几根树枝与周围的田地分隔开。场地的边上，正对房门处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花香正浓，伸展开来的树荫将大半个场地都遮掩住了。树下，用条石垒的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女人，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