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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到县医院里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医院门口那段一百多米长的巷子两边的小食摊生意依然红火。雨不知不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湿漉漉的空气里夹杂着浓烈的臭干子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
在医院大门处我遇到正从医院里往外走的雷小明。雷小明绰号叫雷子，是江夏响当当的人物，社会上流传在江夏即使是县长县委书记办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马，也能立马摆平。对这家伙的底细我略知一二，不客气地讲，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黑老大，一个真正的社会渣子，只是因为他脑袋瓜子灵光，办事干净，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无法逮住他的尾巴，以至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非但如此，在前年他竟成为我们县的政协委员，到哪儿都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这家伙四十出头年纪，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整日戴一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头发光鲜，给人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他自小就死了父母，是他那瞎眼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他拉扯大，小的时候没少吃苦，也没少受人欺负。但是小的时候所受的罪并没有将他骨子里的凶狠消磨干净，反而像发生化学反应一样慢慢地转化为凶残，并且一丝一丝地积聚在他的内心深处，及至成年，就像火山一样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他不像街头的那些小混混，以盗鸡摸狗等勾当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以自己的命作为谋生的手段。听说他开的那个耐火砖厂就是他用左脚的小指给换来的，而他的老婆则是用右脚的小指换来的。至于他一个人用刀子接连捅伤五人，放火烧对手的家等传闻，我虽然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整个江夏的地痞流氓和社会混混，只要说起他雷子，那表情仿佛小鬼听到阎王的名字一样，不仅仅是肃然起敬，而且是一种浸入骨髓的恐惧。至于社会上那些想找个靠山给自己撑门面长脸的人或者避免被小混混们骚扰的小市民，更是以能够与这家伙攀上关系作为一种荣耀。现在这家伙与以前不能同日而语了，手下大大小小的公司已有十多家，有养殖，建筑，娱乐，煤矿，甚至连敬老院都有，资产总额早已突破千万，成了我们江夏出指可数的富豪之一。现在他的言行举止比商人还要商人，比官僚还要官僚，但是人们仍没办法将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割裂开来，江夏稍稍有影响的违法乱纪行为只要一发生，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与他联系起来，即使他时不时有捐献大笔资金作些修桥补路的善举，仍然不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认识。没办法，人们可以容忍罪恶，但绝不会容忍暴富！
“你好，曾队。”雷子非常客气地与我打招呼，并且向我伸出手。
我朝他点点头，握了握他伸出的那只冰冷的手。
“这么晚了还在忙？”他说，将双手插进米黄色的风衣口袋里。
“你还不是一样。”我说。
“我是顺路来看看李所长的。”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将鼻梁上的眼镜框朝上推了推，叹一口气，“真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们公安局的身上。”
“惭愧，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职。但是老话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将那行凶作恶的家伙逮住的。”
他听了我的话，明显怔了一下，然后矜持地朝我笑了笑：“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话不投机半句多，相互没感觉的人在对话时就是这样干巴巴的，并且在内容上也是有意较着劲。雷子离开后，我在心里想。
李锐已经由急救室转到医院最深处的“高干”病房里了。所谓“干高”病房只是县里的平头百姓对县医院靠北边的几栋别墅式病房的称谓。整个县医院有三个住院区，一号住院区和二号住院区都是五层楼房，一般的病人都住这儿。三号住院区就是现在李锐住的这部分，总共由五栋浅红色的别墅式的建筑构成，并且有近两米高的围墙围着。这五栋房子好似医院中的国中之国，门口有专门的保安二十四小时守卫，进去探视的人都得在保安那儿登记。里面的环境也与外面有天壤之别，绿色的草坪，参天的法国梧桐，林荫之间夹杂着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和不断流淌的人工溪流。不知就里的人走进里面，往往产生走进一片高档住宅区的错觉。我只知道这片“高干”病房建成有许多年了，至于出于什么目的建成这样的病房，我就不知道了。大家都以吃五谷杂粮为生，也就免不了有个小病小痛。但是同样是病，进了县医院，不同人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一号住院区和二号住院区住的多是平头百姓，而三号住院区住的多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要么是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要么是有钱有势的公司经理。以前，听说有些退休干部为住不上这三号住院区而告到市里。在他们的眼里，这里不仅仅是“高干”病房，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的体现。
李锐住的那栋病房叫梅栋，我想之所以起这名字大概缘于病房前栽有一大片腊梅花树。这个季节不是腊梅开花的时候，但那茂密的叶片却长得郁郁葱葱。至于其他称为荷栋、槐栋什么的，我想都应该与荷花和槐花有关了。
梅栋的一楼是值班室，余小伟隔着台子与一个值班的年轻护士正谈得热火朝天。柔和的灯光下，我第一次发现穿着制服的余小伟竟是那样的精神，帅气。
“今天晚上有人来看过李所长吗？”我问余小伟。
“没有。”余小伟站得笔直，肯定地回答。
“真的没有吗？”我看一眼余小伟，又将目光的余光扫了那年轻护士一眼。那年轻护士确实长得漂亮，皮肤白晰，五官匀称，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好似会说话似的。看神态，这护士的年龄绝不会超过十八岁。难怪余小伟在她面前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余小伟愣了一下，然后回答：“哦，我忘了，十分钟以前雷小明也就是那个绰号叫雷子的来看过他。”
我发现余小伟在回答我的问话时，表情有点不自然。
你小子还在我面前玩滑头。我在心里恨恨地骂一句，但表面上我不动声神，将话转到一边，问：“下半夜谁值班。”
“局里原来安排的是王平安，但他的爱人出差了，家里没人照顾孩子，就由我顶上了。”
这家伙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心里觉得好笑。就又看了那年轻护士一眼。那护士感觉到我在注意她，连忙将头低下了。
“那辛苦你了。”上楼梯时，我说。
“不辛苦。”余小伟轻松地回答，借以表示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二楼有两间房，相互连着，像一般住房的套间结构。靠里面那间大的是病房，另外一间稍稍小点的是会客室，来探望病人的人多半待这里。会客室里的灯光很暗，但我仍看见靠窗的桌子上，茶几上以及沙发对面的墙根下放了不少的花蓝、水果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礼品，毫无疑问这是来探望的人留下的。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病房的门前，透过门上一尺见方的窗户，看见李锐侧着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他的背朝向房门，淡蓝色的灯光下，可以感觉到他睡得非常香甜。
我在门前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十来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我的脑子里想了许多的事情。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来我与李锐可以说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虽然谈不上同生死，但共患难是确实做到了。五年前我与他一道到土地堂乡抓捕那个从东北流窜过来的杀人犯，俩人在梁子湖边一个叫不上名字的芦苇荡里整整守候了三天，饿了啃两口冷馒头，渴了喝两口河沟里的臭水，全身上下被蚊虫蚂蟥咬得连一块好肉都没有。皇天不负苦心人，最后我们俩人齐心协力活捉了那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一九八八年防汛时，我们在枯竹海的大堤上整整守了二十天，全身上下被烈日晒得黝黑，乍一看活脱脱就像一个非洲人。至于这么多年来我们相互配合着侦办了多少疑难案件，抓了多少犯罪嫌疑人，谁都记不清楚了，也说不清楚了。但连市公安局都知道，江夏的李锐和我是数一数二的办案能手，在县里是不可或缺的办案骨干。我们在办案上都是一把好手，但是我们性格上存在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办事实在，但性格倔强，脑子也远没有李锐灵光。李锐不仅事办得漂亮，待人处事也异常的活络，并且性格随和。许多人私下里说，我们在工作上是互相比着在，将来是不可调和的竞争对手，毕竟一山不能容二虎呀。嘴上我们虽然不同意别人的这种观点，但是在各自的行动上却确实是这么做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深怕比对方做得差，也深怕对方跑到自己的前面去了。多少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在暗地里较着劲，并且从没有松懈过。虽然相互之间心知肚明，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相互之间从没有就个人的发展有什么约定，但相互之间似乎早就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谁有能耐谁先上，谁也别妨碍谁。没错，有些人或者事从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实际中这种矛盾共生共长，互为寄生，并且能够互相促进互相鞭策。当然这种调和必须以心灵的感应为基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心相应吧。这么多年，我们风雨与共地走过来了，但是今天李锐却躺在眼前的病床上，而我却隔着那扇没有上锁的房门一个人静静地注视着他。一种难以抑制的悲戚像潮水一样充满我的全身，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眼眶一阵发热，滚烫的眼泪竟漱漱地流了下来。虽然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