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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将这场混战完全制止后，敖绪哲以及石洞派出所其他几个穿便服的民警也赶了过来。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几个参与斗殴的一个没有拉下，在游客们毫无表情的目光下，全被带到石洞派出所接受处理。我跟在他们后面走到公园门口时，突然想起今天到公园来的目的，急忙吩咐敖绪哲先将这帮家伙在禁闭室里关起来，然后马上赶回公园，继续不遗余力地搜寻那孩子。现在想起来，幸亏我当时清醒过来，如果仍像以往那样将那帮家伙带到派出所，一个接一个地问姓名，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做笔录，那少年可能就遭毒手了。真的，那会儿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场斗殴会是雷小明这小子故意导演的，目的在于分散我们搜寻那少年的注意力。
……
我是在后山那片叫做半边崖的地方发现那少年的。
从公园门口折回来后，我沿原路穿洞而过，又爬到洞顶的山梁上，不仅没见着那少年，连杨新愚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我在山梁上的亭子那儿歇息了一下，擦了下汗水，然后抽了根烟。举目四望，竟忍不住内心里一阵发慌。这亭子在公园里算不上最高点，但站在这儿，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东边县城里的电视塔塔尖，在黛绿色的山影中清晰可见，而更远处的青龙山竟变得像雨雾一样蒙蒙胧胧。南边的远处是图画般的农田，黄色的油菜花夹杂在绿色的麦田里，像一幅展开的巨大花布，既清晰又蒙胧。而近处则是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小山包，三三O三厂独具特色的红色厂房无规则地塞满了山包间的沟壑。而西边和北边是绵延不绝的八分山，山上植被茂密，虽然隔得远，但我仍仿佛听到那让人心悸的阵阵松涛声以及嗅到那沁人肺腑的山野气息。我为什么心里发慌呢？主要是缘于眼下的一切。你说，在这样空旷的地方寻找那个故意躲避着我们的少年，岂不有如大海捞针一样吗？
转眼已是下午两点多了，跑了三个多小时，加之未吃中饭，我不仅感到累，并且肚子也饿得厉害。沿着山梁往西北方向走到第五个山包时，我感觉双腿像灌了铅水一样，重得迈不开步。我在路边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喘口气，并且点上第二根烟。这地方在整个公园中已非常偏僻了，除了腿脚好的年轻人喜欢到这儿来转转外，很少见到其他的人。在我将一根烟抽上一半时，一男一女两个初中生模样的少年一脸惊恐，沿着前面的山梁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我坐的地方跑过来。他们看见我就像遇到救星一样，一左一右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结结巴巴地将让他们惊恐的事情告诉我。原本他们在那边的山梁上看见有人在山沟里打架斗殴，好像还有人动了刀子。
我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撩开双腿就往前面的山梁跑去。到最高处时，我才发现那两个学生不知是由于惊恐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他们不仅说错了地方，并且将一场行凶场面说成了打架斗殴。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八分山东南面伸出的一个小山梁，与八分山巨大的山体几乎呈平行状态。这个山梁由五六个大小不一的山岭组成，像一串用绳子连着的珍珠，绵延有五六里地。山梁的最南端就在我曾经停留过的那座亭子。特殊的地理结构，导致山梁与八分山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沟壑，有一条小溪沿了这沟壑直接延伸到公园的门口。沟壑两边虽然长了不少的叫不出名字的荆棘，但由于居高临下，所以沟底的一切仍然一览无遗。我没想到离公园这么远的沟底下竟有许多的游客，单从那密密麻麻的人头来看，起码不少于五十人。他们在山脚下那面形似镜面的石壁前围成了半圆形，嘴里在乱七八糟地不知喊些什么，而在这半圆形的圆心处则是两个穿短袖衫的男子正在疯狂地围攻一个身体纤细的少年。那两个男子一个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西瓜刀，另一个则轮着一根看似铁棍的东西。那少年面对这两个男子一点儿也没有显出畏惧，挥舞着一根枯树干与这两个男子抗衡着。为什么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斗殴呢？因为那两个男子下手凶狠，招招式式不是要将那少年制服，而是要他的命。更重要的是，那苦苦挣扎的少年就是我们现在想办法必须找到的人，谢小芬的儿子！
真的，即使是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一种不可言状的悲哀和愤怒仍不由自主地充斥我的心头。记得是有位伟人说过：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精神文明的堕落为代价。开始看到这句话时我还有点怀疑，但在现实面前我确实无语了。不能否定，这几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大的改观，但物质以外的东西呢？虽然还不敢说堕落，但在我的感觉里最起码较以前有了明显的退步。就说眼前吧，几十个人围着那两个穷凶极恶的凶手只是一味地叫喊，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帮帮那无助的少年。我想起小学时学过的鲁迅的那篇文章，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却一脸麻木，无动于衷。那时候中国人未被唤起，才出现这样让人心酸的场面，但现在的中国人被唤起了，为什么面对凶残仍是一脸麻木，无动于衷呢？出于习惯？出于畏惧？还是出于骨子里原本存在的劣根性？对于这些沉重的问题，即使是现在，我仍不能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
我的左边是高达几十丈的悬崖绝壁，我没有办法立即冲到沟底，只得顺着山梁往八分山那儿跑，然后沿着八分山与那道山梁交汇处的一道缓坡下到沟底。那样远的距离，我估计等我赶到沟底，最快也得二十分钟，而那少年的性命肯定不保。如果眼睁睁地看着那少年被那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杀死，这辈子我即使再干出什么样的丰功伟绩，也无法洗刷掉镌刻在心头的耻辱二字。人到了这个份上不仅失去了理智，连记忆也完全丧失。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沟底冲去的，其间我叫喊了些什么，摔了多少跤，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反正在后来我将甘光忠送到医院的手术台上时，医院的丁院长死活也要将我摁在另外一张手术台上，他以为我也在搏斗中受伤了。大家后来讲，我当时的模样不仅像受了伤，并且给人的感觉伤得不轻，身上的制服被荆棘扯成了布条条，脸上血肉模糊，膝盖上、手臂上以及整个脖子都被血水染红了。当然他们不知道，这其中有我自己的血，但更多是甘光忠的血。
我是在八分山与那道山梁交汇处的那道缓坡上看到甘光忠和那位台湾老人挤开人群，赤手空拳冲向那两个歹徒的。那个少年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最危险时刻。他被那两个歹徒逼得不住地往后退的过程中，突然被脚下的一块石头拌倒，整个人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那拿刀的歹徒怪叫一声，举起西瓜刀就往那少年的胸部扎下去。这时候，甘光忠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大吼一声冲过去，抬腿一脚踹在那歹徒的腰部。就是这一脚救了那少年的性命。事后我们才想象得到甘光忠这一脚的力道，即使不是尽其所能，起码也是那歹徒罪有应得，因为这一脚的直接结果是导致那歹徒腰椎骨盘立时错位，整个人像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一样惨叫着，在地上不住地抽搐。但是，毕竟年纪大了，由于用力过猛，在给那歹徒重创的同时，甘光忠自己也失去了重心，一下摔倒在地。在他还未爬起来时，另外一个歹徒手中的铁棍就重重砸在他的左边额头上，鲜血立时染红了他的整个脸颊。那歹徒挥舞着铁棍准备砸向那少年时，台湾老人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双手紧紧抱住了那歹徒的腰部……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现场时，几乎没费用什么力气就将那两个歹徒收拾了。不，那个持刀的歹徒根本没用我费力收拾，甘光忠的那一脚委实太厉害了，那家伙痛得在地上直打滚，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而那个持铁棍的歹徒与台湾老人抱在一起在地上不停地翻滚时，我只是扯过他的左胳膊，一个反剪，他就痛得整个人缩成了一只虾米。以后发生的一切我都没甚深刻的印象了，只是感觉围观的游客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并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霎那间将我们完全淹没……
甘光忠是被我背出公园的，而那两个歹徒被围观的人群用藤条捆得像个粽子后，被大家大呼小叫着抬出公园。走到白云洞的后洞那儿，杨新愚和石洞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也都赶来了。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心，说什么也要帮我背甘光忠，但我死活不让。听他们事后讲，我当时的模样异常恐怖，在他们与我拉扯时，我不仅用非常粗野的话骂了人，并且还恶狠狠地踹了他们。还有，在制服那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以后，即使那两个倒霉的家伙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仍没鼻子没眼地对他们好一顿暴揍。我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会这样失去理智呢？或者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要这样疯狂呢？我后来完全想不起来。但是，在冷静下来后，我将留在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段情愫在自己的脑子里细细地回味了一遍。我感觉自己在平常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行为对于一个有情感或者有激情的人来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了。毕竟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有着传统荣辱观念的人，并且是一个肩负着保一方百姓平安的责任的人，在我目睹了那两个歹徒的疯狂的时同，也目睹了许多游客事前的麻木和事后的兴奋，同时也目睹了甘光忠和台湾老人奋不顾身的壮举，这一切促使我的情感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巨大的反差之下，我若仍能保持所谓的冷静和理智，只能说明我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麻木不仁，在正义和邪恶面前的似是而非，在善良和凶残面前的委曲求全！不管怎样，我没有为当时的表现感到懊悔和自责，而是感到万分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