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西北大学礼堂。
李济与南开同事蒋廷黻同为年轻的留美博士，关系最近，在西安常结伴同行。一次，他们散步到一座破庙里，发现戏台上有三对乞丐并躺在一起吸鸦片。还有一次参观青年会时得知，美国人举办灭蝇宣传运动，乡民指认放大之苍蝇图片为“洋苍蝇”。这些贫愚的情景对他们刺激很大，他们深感到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的紧迫性。他们还与同行的学者一起去易俗社听秦腔，并捐赠了一块“古调独弹”的匾额。匾上十二人的署名为蒋廷黻、李济、孙伏园、陈定谟、陈钟凡、周树人、王桐龄、刘文海、李顺卿、王小隐、关颂声、夏元瑮等。今天，易俗社仍位于西安市中心鼓楼北面不远的西一街，那块“古调独弹”牌匾经过了几个轮回，题字和署名都作了适时的变更。
此行，李济还与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鲁迅结识，彼此间增进了了解。１９２４年的《鲁迅日记》中，留下了彼此交往的行迹：（７月１６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阅市”；（７月１７日）“午同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７月１８日）“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７月２０日）“赠李济之《小说史略》上下二本”；（８月１日）“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通钱）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鲁迅对李济颇为欣赏。８月４日，李济一行乘骡车从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登船顺河而下，离开西安，于１２日抵京。途中（８月１０日），鲁迅曾“寄李济之信”；归京后（８月２９日），“孙伏园、李济之来”。越半年（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一册寄李济之；次月３日又有“得李济之信”的记载。
张伯苓长南开，立足传统，发展实科。这位教育家似乎对那些在欧美还是新兴科学的认识尚不到位，对素质教育也缺乏兴趣。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5）
经济系何廉是我国最早引入市场指数的调查者，他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曾为其导师欧文·费雪做过助手，从事过物价指数的研究。一次在南开的教授会议上，何廉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观察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这种回答，何廉无言以对，旁观者也会有腹议。
李济一直有对国人做头部测量的念想。一次，张伯苓问李济：“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蒋廷黻：《蒋廷黻*》，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９１—９２页。
相传，禅宗始祖达摩从广州来到建康（南京古称），与梁武帝谈禅，话不投缘，遂折一叶芦苇渡江，去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李济也许从校长张伯苓的言谈中感到，自己的才能在南开是一种浪费，遂打定主意离开津门。
第三节重返清华园
李济将离开南开回母校任教的消息，如一缕春风，飘荡在１９２５年季春的清华园。当年《清华周报》曾连载过几次短讯，其中“周报”第三百四十五期上刊载的新闻说：“（４月）２６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专任教授，唯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
清华课程原为留美而设置，唯国学一门，教师皆前清进士举人，教学内容陈旧，学风沉闷。比邻而立的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于１９２２年１月成立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延揽一大批名学者任教，学校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蒸蒸日上。清华已感到空前的压力。１９２２年４月，新校长曹云祥履任，即筹划清华“改大学”。次年２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其“章程”阐明：“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
筹办研究院，以延请名师为要。首届研究生蓝孟博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
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胡请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王国维十六岁读州学，知有新学遂弃科举而精研数理，二十二岁到上海学日、英、德等语，醉心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三十一岁学术经典《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记有恭请王国维等的经历：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７月，拖着辫子的王国维先期到校，为暑期补习学校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在演讲中大胆预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原载１９２５年９月《学衡》和《清华周刊》，１９２５年９月《科学》等杂志。 。。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6）
梁启超在应聘前与清华关系已深。梁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二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二十三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１９１４年冬，刚刚建校三年的清华，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李光谟提供）
便邀请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勉励学子。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一战”爆发时，梁启超在清华“假馆著书”约十个月。自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１９２２年２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２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寓所时，梁理当就聘。
与前两位相比，赵元任颇为另类。他于１９１０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生，先后主修数理和逻辑哲学，１９１８年得哈佛哲学博士。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１９２０年，罗素访华，赵元任应邀担任翻译。他一路走去将罗素的讲稿在不同的地区译成与之相应的方言，准确流利风趣，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语言研究的兴趣，遂于１９２１年秋再度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１９２４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游学，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他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聘，提出主讲“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二十九岁的哈佛博士李济应聘，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学，他希望清华能开考古、人类学一类的课程。
聘请的导师中，陈寅恪系世家子弟，爷爷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其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自１９０２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１９２６年归国，陈寅恪已断续在日欧美游学近二十年，对西洋新观点新方法及新工具的应用皆有很深的造诣。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