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位车站职员自以为是地告诉工人：“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可以提炼值钱的东西……”这番话，给了李济意外的启示，他后来在《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中写道：“提炼”一词或确能说明这一研究工作的性质，至于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值钱的东西”，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问本身所涉及的，并非远离日常生活很远；凡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粪土还是珍珠，在学问上并无先天的区别。只有靠小心“提炼”得出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准确的知识”。
１月１０日，李济、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了欢迎他们的茶话会。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与国学院全体师生出席会议，听取了李、袁两人所作的报告，群情振奋，欣喜逾常。据戴家祥回忆：“那次欢迎会，李（济）老师首先说明……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层挖下去。袁先生接着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到某地，我敢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载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正式发掘报告中，也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８页。西阴村发掘，扩大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分布的版图，但李济对安氏的“彩陶文化西来说”表示谨慎的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有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这句话根据在一个极紧要的观察，到现在这个观察还没有得到相当的解释。比较各处带彩的陶片的做工及厚薄，中亚及近东的出品很少可以比得上仰韶。比较西阴村与地质调查所陈列的甘肃的仰韶期出品，那西阴村的出品又细致的多。换一句话，西阴村的陶人等到陶业发达到很高的程度方着手于加彩的实验，甘肃的陶人却在陶业尚粗糙的时候就加彩了。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甘肃先有带彩陶器的证据。这种解释也与那西方起源说暗合。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那甘肃的做工是否到过西阴村最高的境界，那甘肃不带彩的陶器的种类是否有西阴村的多。这两点要没有研究明白，那带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动的方向，我们不能断定。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１页。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1）
第一节 国学院的*云散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那时的清华园，学术空气浓厚，学人气象恢宏，即使学术见解相左，也都出于公心大义。“五位导师”，坦坦荡荡，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然而，好景不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农历五月初三），是清华放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雇一辆洋车前往颐和园。他匆匆掠过身边景物，径往佛香阁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阶前，点燃纸烟，陷入沉思，很快扔下烟蒂，踱到昆明湖边，纵身跃入水里……
待人救起，王国维即已气绝。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四元四角银洋，还有一份前一天草拟的遗嘱，文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句子。入殓之后，停灵于清华南边的刚秉庙。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马衡、容庚等学者。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告别，行三跪九叩大礼。他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国维的死因，李济倾向陈寅恪的“殉文化说”，更为明确地提出是出于“人生观”方面的原因。６月２日那天，正是李济的生日，这件事也许会带给他难言的“刺激”？
１９２８年，清华研究院同学会决定募捐为王国维立碑纪念。据戴家祥记录下当时的募捐情况，梁任公捐五百元，陈寅恪捐二百元，马衡捐一百元，校长严鹤龄和李济、林宰平及几名助教各二十元，同学也有多人捐二十元，赵元任和吴宓没有捐。吴宓在３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７—８访陈寅恪，托其婉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募捐事，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各自表现不同，反映出对王国维自沉事所持的微妙心态，也表现出对传统礼俗的不同态度。
１９２８年，梁启超因肾坏死住进北平协和医院。他在接受肾脏手术治疗时，被美国医生切掉了好肾。当时西风东渐，国人多不了解西学，为维护西医的声誉，以促西学在中国传播和推广，梁启超阻止学生徐志摩等上诉法庭，放弃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自己承受全部痛苦。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梁启超逝世。享年五十六岁。王国维、梁启超的谢世，标志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落幕……
１９２８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学术化、*化、纪律化、军事化，学校脱离外交部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原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也将共同筹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于是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于１９２９春宣布永久停办。事实上，早在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就人去楼空，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都已走向中国的“阿卡德米”。
第二节阿卡德米与傅斯年
在雅典城的西北郊，有一处被称为“阿卡德米”的幽*林，是为纪念英雄阿卡德莫斯而命名的。传说中的阿卡德莫斯为挽救雅典遭受毁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公元前３８７年前后，哲学家柏拉图走进那片林子，在阿卡德莫斯英灵的感召下，他留在那里，建起一个类似现代大学的学术基地，有场地、房舍、园林，还有一批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和无数慕名而来的学子，其中数学和哲学最受喜爱。柏拉图学派活动时间长达九百多年，直到公元５２９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贾斯蒂尼安（Justinian）以取缔异教为名，查封了此地。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2）
真理的火种，复燃于１６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当时许多团体都自称“阿卡德米”。１６２６年，巴黎的法兰西修道士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１５８８—１６４８。把自己的修道室办成了科学家聚会交流的场所，称为梅森学院。以后*转到哈巴特·德·蒙特摩Habert de Montmor，１６００—１６７９。家中，改称自由学院。１６６６年在自由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国王路易十四亲自招聘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到那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怎样称呼他们呢？大家又想起阿卡德米。于是，在法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它的西文是Member of Academy，直译成中文是阿卡德米的成员。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蔡元培分别致函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李济、谌湛溪、徐渊摩等，诚聘他们为地质研究所筹备委员，并参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筹备。李济被提名的缘由，估计与翁文灏、李四光的推荐和丁文江的支持有关，也缘于人类学博士又从事过河南新郑与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实绩。尽管“筹备委员”只是一种名义，但李济参与中研院筹备的资格无可置疑。
１９２８年６月９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院长蔡元培采纳了筹备委员朱家骅的建议，这个机构的对外名称就用Academia Sinica的拉丁语，译名“阿卡德米”。当时的法案把中研院的地位定为国家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次年修定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到１９４７年又修定为“学术研究最高机关”。中研院先是隶属大学院，后直隶国民政府，几经变化，但从诞生之日就占据着中国学术界最高地位。中研院总办事处设在南京，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心理等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