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三十二岁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的半个世纪，李济的名字就与“安阳”连在一起：离开大陆前的二十年，他领导了安阳的历次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去台湾后的三十年，他继续主持并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前言 李济是谁（2）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济不曾拥有千军万马，但他在学术界有着至尊地位。他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早期在南开的学生有人类学者陶云逵、考古学者李景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田野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在安阳考古遗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等；１９４９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宋文薰、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前者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执掌大陆考古学帅印；后者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系主任、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理科学院院士。
李济又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分任副主席与主席，在与“同盟上海总部”发生分歧时，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参与“中研院”最早的筹备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届评议员，首届院士，担任了十七年的史语所所长，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60年代他与胡适的合作彼此大体保持了支持和信任，他亲历了胡适的去世，但也有人认为胡适的死与他那番悲观的谠论有直接关系；他曾被*作为*对象，也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与“科学”。如果说对中国*的启蒙贡献最大的当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科学思想的传播则当以“中国科学社”的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朱家骅等人为主体。赫拉克利特说过，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济在这拨提倡“科学救国”的朋友中，从未侧身庙堂，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坛，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始终不渝。他曾应雷震之邀，在其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论“五四”精神、论自由*与科学关系的文章。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包括对陈寅恪等文化贵族对对子和格律诗的微词，曾被柏杨大段引用，并写进《丑陋的中国人》，至今仍影响着天下的读书人……
科学无国界，学者爱祖国。20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加盟在中国的考古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张光直谈起恩师时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前言 李济是谁（3）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１９３７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１９３９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１９４２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１９４４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任历史组主任）和傅斯年的私谊（谊兼亲友）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陈流求讲述，岱峻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４３年夏，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目睹了中国知识界朋友的生活状况，后来在《对华*》中写到，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１９４８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１９５９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中心的“二人文化结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每个中国人都在对应参照中找寻位置。人的一生如橄榄状，二人关系的形成过程，就像橄榄果由尖向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成熟后走向尖——直至虚空的过程。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纯属偶然。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李庄”的小镇，发现了一段缺失的民国学术史。那是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简称“体质所”，“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院”。下同。，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小镇弦歌不辍、薪传火播的一段历史，是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包括林徽因）、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梁思永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极重要的一段生命辉煌。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多次以文化人的眼光去叩访那块土地。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抗战中国人文中心之一：李庄记事》一文。２００４年，我的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和一段有血有肉的学术史，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 想看书来
前言 李济是谁（4）
李光谟教授是读了《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知道我的。他拿着那期报纸在李庄与我会面，报纸在他手上反复折叠已有些破损。记得我们最初的对话很有趣，有人介绍，李光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济先生的儿子。“李济的儿子”，我脑海里迅速闪动了一个疑问。旁边的李夫人补充一句，“李济的亲儿子，‘*’就为这个没少挨批！”那时，李光谟已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此前他曾三次自费从北京到过李庄，那时的李庄早湮没了那段历史，千里迢迢而去，也无人可探问，他只在镇上稍作流连，在一处叫羊街６号和一处叫张家祠堂的地方凭吊往事，而后又风尘仆仆赶回北京。
李光谟对这块土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情感，他的一家在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哪些故事？我开始悉心关注四处搜寻那些风干了的往事。李庄的前世今生，也就成了我与李光谟经常的话题和永久的缘分。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电话，我视他如父执，他待我似子侄，我们成了忘年交。也就在那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