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前驱。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城子崖发掘的意义，在傅斯年看来，也是一次争“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胜利。他写道：即以考古学而论，在中国追求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彩色陶器之分布，诚然是一件绝重大的考古工作，然中国史前及史原时代之考古，不只是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若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心，则仿佛觉得先秦二三千年间中土文化之步步进展，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个分子。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已使我们坚信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又如近年时行讨论的斯其太形象，有的欧洲学人在未断定此项物品出现于中国土地之年岁之前，先预断其流传方向是自西向东的。我不是说这个断定事实上错误，我只是说这个断定尚无事实为之证明。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１９３１年，李济发表了《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一文。三年后，他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撰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出版，李济在序言中明确阐述了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1）
此前数年间，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否定了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他们认为古人言之凿凿、顶礼膜拜的三皇五帝等无非是春秋以降层累地造成，或子虚乌有，托古改制，或来源于商代神话。古史辨的支持者胡适甚至也有过“东周以上无史”的言论。
革命是“破”，建设是“立”。安特生的仰韶“彩陶文化”，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以及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等，考古学的成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尤其是晚商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１９３４年，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写道：考古工作是极有准绳的，至少我们应该以此自律。我们固不惜打破以中国上古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梦，但在事实能完全证明以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种推倒伪史的痛快的标语；要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却要极审慎的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０６—２１０页。
１９３３年秋，李济骑驴赴山东滕县安上村工作地。（李光谟提供）
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这时，“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由这几年古史辩论的趋向看，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原载《东方杂志》，《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２５—３２６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锄头考古学”夯实了古史重建的基础，学界开始走出“疑古时代”。这一进程，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后来指出的，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页。。
第三节回师河南
一、 “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
１９３１年，军阀间的中原逐鹿终于战火熄灭尘埃落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联军败北，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蒋的心腹刘峙出掌河南省政府，局势趋于稳定。
中研院史语所取得了与山东合作的经验后，蔡元培出面与刘峙商谈，与河南合作发掘安阳殷墟的意向初步谈妥。随后，经傅斯年、李济与河南省教育厅多次磋商，落实了合作的具体办法：河南省教育厅遴选一至二名专业人员，参加中研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备查；所掘古物移运适当地点，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古物除重复者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2）
障碍清除，道路畅通，第四次殷墟发掘行将恢复。当初，首次发掘的机构叫“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写在一块白布上，挂在小屯村内马王庙的墙上。第二、三次发掘，叫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团”。这次改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已带有名正言顺的意味。
１９３１年３月，李济率众在和煦的春风中再赴安阳，发掘团有老队员董作宾、郭宝钧和王湘等，有首次参加安阳发掘的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和刘屿霞等，河南方面亦派出关百益、许敬参等参加发掘。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教训的积累，李济制定的发掘方法也越渐成熟：在大面积的发掘前，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开，最后作体的发掘。吸取城子崖的经验，这次因地下普遍有古代遗存，故不再试探，径行测量规划发掘网。李济将发掘工地分为A、B、C、D、E五区，十米见方为一个探坑，每间隔数米即一个探坑，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推进。
声势浩大的发掘，历时五十一天，除了出土七百八十二片有字甲骨及多件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遗址。考古遗址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琥珀化”，凝聚了当时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遗址的发现比遗物更有价值。以往的发掘，以为生黄土层不含遗物，不具考古价值，其实是因其发掘面积过小，没有发现生黄土层的整体形状和全部联系。这次“卷地毯”式的大面积揭露，使各处发现的生黄土连成一片，揭示出了原来作为宫殿基址的形状，丰富了对殷墟遗址的认识。
自１９３１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１９２９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
梁思永主持的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其上文化层，为浅灰土，属殷商文化，出土陶器颜色灰黑为主，兼有少量白陶和釉片，器型以鬲为主，还出现了形如古代武士头盔的冶铜坩锅发现者吴金鼎将其称为“将军盔”。，骨器类型有箭镞、单孔刀及刻字甲骨；中文化层土色呈浅绿，发现了大量与城子崖遗址出土陶器纹饰、器型完全相同的磨光黑陶，明显属于龙山文化层；下文化层为灰褐土，属仰韶文化层，未发现卜骨。
梁思永细心地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3）
刘燿（尹达）后来评价：“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也说，梁思永“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夏鼐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２８页。
上述评价并非过誉，但１９４９年后，也有人借机作文章，厚此薄彼，打压去了台湾的李济等人。张光直曾针对“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