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 第29部分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2）
达子营李府的少夫人陈启华，瘦小的肩上，毫不畏惧地挑起一个大家的担子。对上伺候公婆，对下照管孩子，还要操心丈夫，应付姑子，铺排保姆，和睦邻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不能有半点闪失。
　　李光谟向我讲述：搞考古的老先生像苏秉琦、夏鼐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小脚太太，后来放了脚，属半开明的。老先生出国也带着小脚太太出国，也许是胡适之先生开的头。父亲出国后，我大姐姐出生，不到两岁就病死了。父亲在国外很伤心。这时徐志摩有书信劝慰他。母亲在家主要的事是伺候奶奶，她肺不好，一直伺候到我满一岁时奶奶去世。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多为两个极端，一种如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他们文字也如他们的思想，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我行我素，不受羁绊；一种则如丁文江、胡适、萧公权等学者，接受家庭和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在家庭之外，他们把心思寄托于更重要的学术担承。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在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有一个自己的家。旧南院有一片小平房，分住着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１—２号住赵元任一家，３号住着陈寅恪，李济住９号。他的家在城里，不是每天都住那里，学校有事临时脱不开身，或要静下来读书著述才躲进那方小天地。有时，李济读书著述，一个人住在清华园的旧南院宿舍。夫人陈启华只有身体怀孕，确需休息静养，才去陪一阵先生，在旧南院享受小家庭的乐趣。
　　李济留学归来后与夫人陈启华摄于故宫。（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９年６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的北海静心斋，家住达子营的李济上班太远，于是举家搬到地安门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那是一座有三进房的大四合院。其时父亲李权早已赋闲，每日诗书自娱。李济收入丰厚，月薪四百元大洋，几乎是京城一百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于是，家里添置了一些像样的家具，他自己也开始置办书籍。一次在商务印书馆订购了《涵芬楼重印本四部丛刊》，花去八百大洋，那套带有十二个大玻璃门木柜装置的影印线装丛书，直至１９３０年才全部出齐。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李济旧居。（岱峻摄于２００５年）
　　１９３０年前后，又买了一套带木柜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花去三百元大洋。这些书作为学者的基本建设，也是向兼通文史的父亲表达的一份孝心。
　　１９３０年，李济六十二岁的母亲病逝，夫人陈启华至此方才解脱多年照料病人的劳苦。李济将母亲安埋在清华园附近，那是他成年后送走的第一位亲人。１９５７年，清华大学扩建，贴出迁坟通知，得知李家尚有人在大陆。李光谟在堂叔李进之的协助下，把停厝南京的爷爷的骨灰迁来北京，与奶奶合葬在福田公墓。完成这件事，对远在台湾的李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协助迁葬的是李济的堂弟李进之，毕业于辅仁大学新闻系，１９２７年曾陪同李济一道到开封，准备去山西或甘肃作考古调查。因时局不靖，又久等梁思永汇合不至，困在开封河南中山大学凌冰处长达月余。回到南京后，李济把他介绍到刚成立的中研院筹备处任职员，自己则返回北平。后来李进之留学德国，日伪时期曾服务北平的德国大使馆作新闻编辑，曾代管李济留在北平的书籍。１９４９年后饱受磨难，“寿则辱”，直至一百零二岁才谢世。此为后续。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3）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日本人的全面入侵作准备，中研院在北平的心理研究所和史语所陆续南迁。１９３３年，李济一家随史语所迁到上海，史语所在上海小万柳堂办公，李济家租赁公共租界兆丰公园旁的花园村。两年后南京史语所办公楼竣工，李家再随所迁去南京北极阁。李济也许没能料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流离，原存放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旧家具和重金购置的十几柜书将永远留在那座古城。
　　第二节无心亦无滞
　　“无心亦无滞，舒卷在东风”，这两句描写云的唐诗，或大致接近李济的政治态度。他是个纯正的学者，但政治的风云总要或强或弱地撼动他的生活。他的选择是态度而不是行动，他的坚守始终在书斋与田野。
　　１９３１年春夏，国民党*、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选举总统，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争执，造成僵局。蒋解除了胡的职务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不少国民党中委不愿与蒋合作南下广州。各路反蒋派要人在反对*的口号下，以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为依托，于当年５月２８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场史称“宁粤对立”的事件，给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三个多月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对峙的状态，宁粤双方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和平意愿，但又各有私心，和谈很快陷入僵局。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李济与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等联合致电南京的蔡元培，希望转呈蒋：“恳中央让步。促成京粤和议”。所档：元５６７—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别有用心地鼓吹出身东北的满洲皇帝理应有权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为其支持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一起编写了一部《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该书第一卷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后来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
　　１９３２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年底，李济因史语所拟迁上海事由北平赴申。在与杨杏佛接触过程中，李济了解了“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接受了“同盟”执委会的委托，同意回京筹建“同盟北平分会”。其后，蔡元培又力邀胡适加入“同盟”，并委托胡适在北平负责设立分会，他也欣然同意。
　　１月３０日，“同盟北平分会”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与会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博生、成平（成舍我）等人多是曾留学欧美的教授学者。杨杏佛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到会祝贺。胡适在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观念，最后说道，“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大公报》，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１日。分会选出胡适、成平、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幼渔等人为执行委员。２月１日的执委会上，选举了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胡、李二人又被选为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4）
２月４日，胡适在他住家的北平米粮库4号，收到同盟上海总部的一封英文快信，里面有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宋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的信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的两封控诉书等内容。控诉书痛诉*在狱中备受折磨，史沫特莱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受到重刑虐待”。
　　四天前，胡适和杨杏佛、成平等才去视察了反省院及三处地方，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伙食差，但没有提到私刑。胡适还与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他也并未有任何暗示。２月１日，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温和，也只谈到上述两点资料出处：《*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５页。。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再决定是否公布；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承担罪名。这岂非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８０—５８１页。。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５８１—５８２页。。
　　这次风波中，胡适与上海同盟总部思考问题的方式泾渭分明。上海的朋友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胡适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