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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近代考古学已经走向成熟。1895年与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两次来到中国，对中国西部进行了探险式的考古调查；接着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多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和探险考察；此后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彩陶文化”遗址。李济对此深为感慨，认为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但中国的考古事业还是应该由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做。1926年李济来到山西晋南地区，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李济采用的探沟探坑发掘测量与绘图编号记载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正如张光直后来所评价的：“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李济因此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成为执掌中国现代考古帅印的“掌门人”。殷墟的发掘持续较久，有十五次之多，出土有甲骨文、青铜器等大量珍贵文物，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也为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系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李济先生以安阳殷墟发掘这个‘点’的工作，与其他史前遗址和商周遗址联系起来，并与传说中的若干古史问题相互比较印证，从而使这个遗址的考古成果，成了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捩点”（《安阳》前言3页）。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则揭示了黑陶文化与中国早期历史的关系。李济主持的这些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使当时的古史争辩对采用“双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治学方法产生了共识，“并且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的方法的基础”（张光直语），可谓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2）
李济醉心学术而淡泊名利，一生都从事教育和研究。他不仅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就，而且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譬如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跟随他参加殷墟考古的弟子有李景聃、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等；他随史语所1949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夏鼐曾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光直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文化人士，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譬如他与徐志摩是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清华同执教鞭；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长期共事；与胡适多年彼此合作；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友谊……李济一生还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护送国宝南迁，随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受尽颠簸，两个女儿相继病故；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日，调查和索讨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充分展示了他的大义凛然和爱国之心。
李济毕生都在从事考古工作和研究学问，是个非常纯粹的学者，同时又是视野非常开阔、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的开拓者和耕耘者。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也为推进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而作出了始终不渝的努力。李济的人格也有很多闪光点，譬如他对考古事业的执着，他的勤奋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以及他的正直与敬业，都有口皆碑。值得提到的是，李济在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同时，还倡导了一种良好的工作风气——在他担任史语所考古主任之初，就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并将之作为终身履行的诺言；他一生都在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经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在他家里却没有发现一件文物古董。他留下的只有影响深远的考古报告和丰硕的学术著述。
正如《李济传》中所说的，命运使李济成了一座学术丰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自他于1949年随史语所迁台后，便淡出了大陆学界的视野。其实，李济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李济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也是不应该淡忘的。何况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这么快就遗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与那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故事，真的是愧对前贤。岱峻是有心人，前些年撰写并出版了《发现李庄》一书，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岱峻搜集了大量关于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的资料，其中也有李济的很多感人的事迹与故事，并由此而萌发了采用传记方式来叙述和再现李济与那段历史的想法。这当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因为很多当事人年事已高，如果再不做“抢救性发掘”，资料将更难寻觅，人们对那段历史将更加淡漠，也许真的是要被彻底遗忘了。岱峻为此而感慨，立即将想法变为行动，开始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值得庆幸的是，岱峻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帮助，其中也包括20世纪40年代很多著名文化人士后人的支持。他们不仅向作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和图片，还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那些风干了的往事，叙述了那段历史中很多生动的细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也为作者检索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由于那些完备的档案，而增加了事件人物与时间的精准。经过数年的努力，岱峻不负众望，终于将一部份量很重的《李济传》奉献在了读者面前。
《李济传》也可以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口述史。岱峻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对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更是作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岱峻说，有次和李光谟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小时，后来又邀请李光谟到家中小住，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李光谟向他讲述了很多关于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向他提供了从台湾拿回来的李济的手稿、照片、书信等，其中有些是著名文化人士写给李济的从未面世的亲笔信。正是有了这些采访和口述，经过岱峻的仔细整理，才化成了书中流光溢彩的文字。也正是由于当事人亲身的经历和翔实的口述，而使此书流淌着真实的情感，洋溢着鲜活的色彩。《李济传》中还选用了很多珍贵的老照片，给人以图文并茂的阅读*。《李济传》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则是客观与真实性，不溢美，也不讳言，为我们如实地描述和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也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诸多学者和文化人士的日常生活与生动风采。
《李济传》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值得赞许的大好事情。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书目，并做了精心编辑和印制，将其隆重推出，也可谓独具慧眼。相信此书的出版，不仅会深受学者们和考古工作者们的喜欢，也将获得广大文史爱好者们的欢迎。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