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但并不惋惜其失败。就象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那样，需要从其失败中产生新的觉悟，从失败中重新傲然屹立起来，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擦干血迹，继续摸索和探求中国之生路，也许这就是中华民族之伟力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虽饱经沧桑而仍然能凤凰涅槃浴死而重生的缘故！
疲于自保的孟尝君
一、也谈《读孟尝君传》
孟尝君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人物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四公子，公认以孟尝君为最贤，名气最卓著。后人对其多褒赏有加，在众多的溢美之辞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北宋王安石便对其大谬不然。在《读孟尝君传》中王安石这样评价道：“世人皆言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士人也多依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慧他才能安然从虎豹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配做这些屑小鼠辈的首领罢了，哪里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能真正得到一个贤能的人就足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来保命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王安石的这番评价开一家之言，推翻了千古定案。但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却有失偏颇。一方面孟尝君是否真的象王安石说的不善于招揽士人呢？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氛围来看，从他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实际效果来看，他还是善于招揽贤才的。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凭孟尝君之才集中其门下众士人之智是否足以使齐富国强兵乃至令秦国臣服呢，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集权制时代，君主往往要比一个臣子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君主的意志更能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更能决定国家的未来。臣子不可能凌驾于君主之上而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问题在此不妨以商鞅变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国还是一个被视为“戎狄”的国家，被拒绝于中原各诸侯国会盟之外。秦国内部篡弑不止，动荡不安，以至于国力衰微，秦国的河西之地，尽被魏国夺去。此时的秦国，只能龟缩在河山以西，凭借高山大河之险勉强自保。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使秦国重新兴盛强大起来，秦孝公于是痛下决心毅然颁布求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好一个“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以说没有秦孝公如此大的决心是不可能诞生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变法的。秦孝公的坚定的执政理念才是这次改革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
不仅如此，君主的意志还决定了主要的施政方向。当初卫鞅也即后来的商鞅仅仅是向孝公推荐自己的才能就达三次之多（有说是四次），最终秦孝公才决定起用卫鞅来实施变法之举。第一次召见时，孝公问以治国之道，卫鞅历举羲、农、尧、舜为对，语未及终，孝公已昏昏睡去矣。卫鞅的滔滔不绝倒成了绝佳的催眠曲。若卫鞅的主张得以施行，秦孝公或可以成为一代如尧日舜天之圣主，自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是不可能的。秦孝公对卫鞅的评价便是：“妄人耳！迂阔无用。”秦孝公第二次召见卫鞅，鞅备陈夏禹画土定赋及汤武顺开应人之事。孝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客诚博古通今，然古今事异，所言尚未适用。”可见孝公对于成为象夏禹、汤武之开一代基业的明君并不感兴趣。
只是在第三次秦孝公听说卫鞅更有伯道之术以自荐才顿时有了极大的兴致。卫鞅甫入，孝公便问道：“听说你有伯道之术，何不早赐教于我呢？”卫鞅却回答说：“并非臣不想说，只是伯道之术与成就帝王之术迥乎不同。帝王之道在顺民情；而伯者之道，必逆民情。”一句惊世骇俗之语顿时令孝公勃然按剑变色。卫鞅却不管不顾地解释说：“夫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政不更张不可为治。小民安于现状，不顾百世之利，可与乐成，难于虑始。如仲父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制国为二十五乡，使四民各守其业，尽改齐国之旧制。此岂小民所乐从哉？及乎政成于内，敌服于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后知仲父为天下才也。”孝公这才叹服：“此诚有仲父之术。”
卫鞅诚有才矣。“帝、王、伯”三术均备，秦孝公独采纳其伯术，可以说这才是商鞅变法能成功的先决条件。为达此目的，秦孝公根本不在意推行这种主张将会有多么的“逆民情”，会打乱旧有的秩序，对现存的制度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后人独推崇商鞅在变法中的作用，其实秦孝公才是决定这次变法成功的大环境。
孟尝君之未遭遇明主是他无法施展自己才能的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原因在于，齐国并不具备彻底变法以图使秦国臣服的条件，孟尝君处于他所在的身份和地位也不可能成为象商鞅式的改革家。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出现要有十分苛刻的历史条件，诚可谓百年难于一遇。具体到战国时期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条件：一、它必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存在；二、改革必须得发生在一个新兴之国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又比较落后的诸侯国。这却是因为在一个国家是存在着一定的惰性的，不被逼上梁山是断然不会痛下决心进行这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现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相对完备倒很可能成为妨碍改革产生的天然的瓶颈。所以改革适用于力图后来居上者，后发制人者；三、要求改革的国家还必须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一个“鼻屎大”的国家除了疲于应付周围各虎狼之国的蚕食和掠夺外既无改革之动力，也不可能产生有利于改革的稳定的条件，更无法巩固改革之成果。齐国作为老牌的诸侯分封国，经济条件远比当时实施过改革的魏、楚、秦三国要优越得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较之完备许多，这些却都成为妨碍改革的天然绊脚石。同样改革家之诞生也是有条件的，作为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表的孟尝君之流是不会成为为封建地主阶级倡言的改革家的，因此对他作此要求是不符合历史的。孟尝君之作为一个政治家只能成为一个守成型的旧式政治家，按旧有的标准来说是很不错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是改革的最大反对派。他越是杰出，越是优秀同时也就越“反动”，越是会违逆历史潮流。
二、疲于自保的一生
可能王安石对孟尝君的自保之术甚感不屑，但是孟尝君穷及一生也只能是堪堪在政治上自保而已。孟尝君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的父亲田婴认为其出生日期不吉利，对他的母亲说：“扔掉这个孩子。”可是田文还是被母亲偷偷地养活了。田文长大后，母亲决定让他们父子相认。没想到田婴见了孩子仍然余怒未消，气忿难平，愤怒地对他母亲说：“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了，你为什么还是把他养活了？”母亲还没回答，田文立即叩头大拜，反问父亲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却说：“如果害怕我的身高会长到门户那么高危及到父母，其实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再说谁还能长得到有门户那么高呢！”田婴无言以对便斥责道：“你不要说了！”沉默有倾，田文趁机问父亲道：“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孙子。”田文接着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玄孙。”田文又问：“玄孙的孙子叫什么呢？”田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田文说：“您执掌大权担任齐国宰相，到如今已经历三代君王了，可是齐国的领土没有增加，咱家却积贮万金财富，门下也看不到一位贤能之士。现在您的姬妾可以践踏绫罗绸缎，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仆女奴有剩余的饭食肉羹，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您还一个劲地加多积贮，想留给那些连称呼都叫不上来的人，却忘记国家在诸侯中一天天失势。我私下认为这是很奇怪的。”如此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语让田婴彻底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从此开始日渐器重他，让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随着宾客来往不断，日益增多，田文的名声随之传播到各诸侯国中。各诸侯国都派人来请求田婴立田文为嗣，田婴答应下来。田婴去世后，田文果然在薛邑继承了田婴的爵位。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的孟尝君还是有志于重振衰弱不堪的齐国的。
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总是单线条的，成年后的孟尝君开始逐渐逐渐地改变了他当初的志向。譬如孟尝君之招揽“士”甚至包括那些犯罪逃亡的人，这是很可能危及到国家政权的。他对“士”的倚重，超出了一个政治家所被认可的程度。应该说孟尝君对待“士”的态度是很诚恳的，宁肯舍弃家业也要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他的食客有几千人，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田文相同。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时，总会在屏风后安排侍史，以记录其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仆人挡住了灯光，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肯定好坏不等，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宾客惭愧得无地自容，就以刎颈自杀表示谢罪。此后，一时之士更是风卷云集，络绎不绝。
孟尝君多养死士、义士，声名远播，超过的当时的君主，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