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休息了！”
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愍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愍王便以“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孟尝君此时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冯谖这时却对孟尝君进言道：“狡兔三窟”，他愿意为“为君复凿取二窟”。孟尝君便给他五十辆车，五百斤金去游说魏国。冯谖西入大梁，对魏惠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今齐王听信谗言，把孟尝君放逐到诸侯国去了，孟尝君必然对齐王不满。孟尝君的治国谋略和才能是世人皆知的，先生若能接他来大梁，定能辅佐魏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一听这话喜出望外，立即空出相位，让原来的相国做上将军，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冯谖先于魏国使臣赶回薛地，告诫孟尝君说：“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魏国使者接连跑了三趟，可孟尝君坚决推辞不就。冯谖诱使魏惠王珍重、竞争孟尝君，从而引起了齐王的高度重视，抬升了孟尝君的价值。
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金、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向孟尝君谢罪，请孟尝君要“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先王的祭器，“立宗庙于薛”。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冯谖使孟尝君成功地恢复了相位，应当说显示了其非凡的智慧，但是他要求孟尝君索取先王的祭器却弊大于利。这明显的是在彰显国君的无能与昏庸，使自己处于与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在孟尝君生前或可因其强势地位让齐君没之奈何，在孟尝君百年之后，必定殃及子孙。过犹不及，惜乎，冯谖！
自从齐泯王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后，门下食客多离他而去。孟尝君恢复相位后，冯谖策马前去迎接，门客都无颜再与孟尝君相见。孟尝君感慨地对冯谖说，自己一生好客，对待客人从来不敢有所闪失，而他们见我被罢官，却都离我而去。今仰赖冯谖先生得以恢复相位，门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呢？我如果再见到他们，“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听了忙下马向孟尝君叩头，孟尝君急下马制止，问他是否在替其他的门客谢罪。冯谖说，不是，而是为“君之言失”。他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象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死亡一样，这是一种必然规律；“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这也是一种规律。赶集上市的人，清晨时都急急地赶往集市；但到日落时，人们就是经过集市，也只是甩着膀子走过去，看也不看一眼。他们不是爱好清晨，厌恶傍晚，而是因为傍晚时分，希望得到的东西，在那儿已经没有了。您失去相位，宾客自然都离去了，您不应该因此埋怨士人，希望孟尝君能够“遇客如故”。孟尝君非常感激冯谖的提醒，于是再次拜谢并接受了冯谖的建议，“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我个人认为劝告孟尝君继续招揽门客是冯谖的又一大失误。士不在多，而在于精，三千门客虽众，但真正能使孟尝君恢复相位的仅冯谖而已。况且多养士，正如早在春秋时的兵家之祖孙子所分析的，就会使人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最终会使人心背离，定会走向灭亡。因此当《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许多年后重访孟尝君故地仍然能感到那里的乡间有很多桀骜不驯的少年，与邹国、鲁国大为不同。举止如此乖张、*，焉得不为时人所憎恨，这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冯谖缺乏象孙子一样的远见卓识吗？以孟尝君之威或可能保全其一世之名，但却要种下了使其封地为齐和魏合力侵占、后世绝嗣的恶果，这恐怕是孟尝君和善于为孟尝君谋家的冯谖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辩士蒯通
每当我读到秦末汉初的这段历史时我都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曾风云突现于春秋战国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纵横捭阖之士、层出不穷的深韬伟略之英杰、经天纬地之俊才，怎么到了秦末汉初时竟一下子都销声匿迹了。譬如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涌现出多少的辩士、纵横家，然而到了秦末汉初却似乎只有区区一个蒯通；曾经数不胜数的谋士，到这期间似乎只诞生了一个张良；军事家，则只剩下一个韩信。回想其鼎盛时屈指战国四公子中的任何人都能拥有数千名之多的门客，秦的统治还不到二十年，怎么人才一下子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历史局面呢？我自己曾试图清理出一些头绪，勉强给出一些答案，譬如是因为秦始皇的文化大棒政策所致；譬如是因为历史潮流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如是秦朝的变故发生得过快人们且来不及反映和思索等等。但是这些答案似乎都不那么令人信服，看来对此迄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蒯通正是一位大有春秋战国之遗风而叱咤风云于秦末汉初的历史舞台的不二辩士。
一、初登历史舞台
蒯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是公元前208年，当时武臣授命于陈涉北上扫荡赵地。当武臣军抵达范阳时，眼光独到，善为长短之说的蒯通感到一个让自己一展才华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径直来到范阳县廷，求见县令徐公。见过徐公后，蒯通自我介绍道：“在下是范阳百姓蒯通。听说足下将不久于人世，特来凭吊。不过，我也能预料到足下将因为我蒯通而幸免于难，因此特地来向您表示祝贺。”徐公也曾是读书人，知道来者非一般人可言，于是屏退左右，欠身施礼问道：“在下愚钝，望先生不吝赐教，凭吊的事，从何谈起？祝贺的话，因何而生？”蒯通道：“秦朝的法律过于苛重，足下任范阳县令愈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那些慈父孝子所以没有手刃公腹，是因为畏惧秦法。当今天下大乱，秦法已经废黜，百姓手刃公腹，为其亲人报仇，正逢其时。这就是在下所以前来凭吊公的因由。如今武信君即将兵临城下。足下如果为秦朝坚守范阳，范阳父老少年将趁机杀掉足下以响应武信君。足下若肯听信我的话，可急遣在下为使者前往武信君处交涉，则可以因祸为福，转危为安，这是在下前来祝贺的原因。”徐公知秦朝大势已去，但是张楚军对秦吏一律诛杀无赦，自己还是死路一条。因此蒯通的到来虽说让自己有了一线生机，但是他仍然感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但徐公也只得起身再拜，施礼奉蒯通为上宾，表示一切听从蒯通的安排，准备车马行装，派遣蒯通作为自己的使者正式出使武臣军，交涉投降议和事项。
暂时安定了徐公这一头，蒯通又急匆匆去求见武臣，他还得继续施展自己的辩士之才，以便能玉成此事。见过面后，蒯通直言不讳地说道：“将军入赵以来一味奉行攻城掠地的方针，窃以为已经不适用了，并非良策。如果将军愿意听从在下的策划，可以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定千里。”武臣问：“此话怎讲？”蒯通说：“将军兵临城下，范阳令徐公整顿士卒，以备守战。徐公其人，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想投降将军，又担心被将军诛杀，正彷徨于进退之间。另一方面，范阳城内的年少暴徒，闻风蠢蠢欲动，欲乘机起事杀徐公占领范阳，独立兴国，以抗拒将军。度此局势，将军何不授在下以列侯之印，使在下持侯印封赏徐公，徐公受封赏开城归顺将军，年少暴徒也不敢轻举妄动。占据范阳以后，将军再令徐公为使者，佩列侯玺印，乘朱轮华车，驱驰燕、赵各地游说劝降。各地官员见了徐公，宛若看见了自己的未来，夺走相告，必将不战而降于将军。这就是在下所说的传檄而定千里之事。”武臣欣然接受蒯通的建议，令蒯通持侯印封赐徐公。一切如蒯通所预言，赵国各地的秦郡县官吏纷纷停止抵抗，和平归顺武臣军的城池有三十多座，大量的秦军将士由此加入到武臣的军队中来，成为武臣政权和赵国军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蒯通可能是第一批加入到中国农民起义军的封建士人。大抵因为秦朝作恶多端，人皆可诛之，同时秦朝远未在文化上兴起封建卫道学说，因此蒯通并未有任何犹豫便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来。这与后世的封建书生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是大为不同的。但是他加入起义军的态度应该说一如春秋战国时的士人一样是择明主而从。如果所选择的并非其人，他是宁愿退居二线的，可能是因为赵王武臣太过平庸，他并不愿意为其谋取天下，否则焉知蒯通不是另一个张良乎？于是蒯通只能悻悻然退隐江湖，试图择机东山再起。而当他决定重出江湖时已是五年之后了，这时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已经接近其尾声，局势已经日趋明朗了，蒯通这时却忽然现身了，出现在韩信帐下。那么这次他到底是所为何来？
二、乱齐之策
当时的蒯通正好遇到一个能使其在韩信心目中一举成名的良机，当然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这样的机遇总是存在的：时韩信授命于沛公刘邦准备引兵东向，进攻齐国，还未渡平原却忽然听说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要投降刘邦。韩信本人也打算就此退兵，蒯通却极力鼓动韩信偷袭齐国，蒯通说“将军奉诏攻打齐国，可有诏令明确命令您停止进攻。况且郦生不过一说客便能舌卷齐城降服七十多个城邑，将军统帅几万人马，一年多时间才攻占赵五十多个城邑，一个将军建立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