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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6）
发现一个创作苗子，诚属不易，但培养一个创作尖子，更难。发现，个人角度即可实施，培养，则非通过组织不行。延川的有关部门，为使路遥成才，越轨地创造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没有非议。曹谷溪推荐通讯组，不是派性通讯组，不管这派那派，谁胜任我就举荐谁。介绍路遥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有些人告状说是耍私情，一位老干部曾质问文教局的文化干事，王卫国那小子能进宣传队，他的孩子怎么不能，文化干事回答：“如果你的孩子发表上路遥十分之一的作品，咱们马上给宣传队增配一名编创，县上正愁人才缺。”老干部无言以对。县宣传队也有人挖苦文化干事，调来个编剧不写戏，文化干事正告：你大概没看过路遥的介绍信，任的是编创员，既是编创，诗歌、小说都算，宣传队在舞台上的诗表演，小快板，虽然不是戏剧，不也挺受欢迎吗？更何况路遥和闻频合写的话剧《第九支队》分明是上演了的。唇枪舌剑，简直像吵架一样，都是为了路遥。
路遥的名气越大，与他文化素质偏低的反差越发明显，得让他系统地上学深造，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们的共识，能上大学，更好，上不了，中专也得让去。当时招生不实行考试制度，搞推荐选拔。过推荐关，路遥不存在障碍，大队、公社、文教局、县委，一帆风顺，而过选拔关，难度就大了，没上过高中，基础差，倒还其次，那个时代初中生直接进大学参加“上管改”的不在少数，难就难在他是“造反派头头”，各路招生人员畏之如洪水猛兽，这样的学生招回去，极有可能犯政治性的错误。北京师大的，明明不接受，反过来还说路遥这样的好苗苗，放在师大屈了才，建议为其另谋高就；陕西师大的，不愿录，理由是他们也属师范性质，培养的是教师，路遥上个综合大学中文系最理想，招办的同志解释说本县今年没有那方面的名额，对方回说：推迟一年又有何妨。他们甚至私下议论，这个延川县，把个造反派头头当王牌，非得推荐上不可，硬把自己头上的虱子往别人身上塞，简直岂有此理。
事情眼看就要“黄”了，大学送不进，中专也难保。矮胖的县文教局长领上招办干部，带上一沓子《山花》，与延安大学招生的同志恳谈，拍胸膛保证路遥在政治上出不了问题，进别的系难说，读中文系肯定能跟上。招生的同志似有所动，但仍有顾虑。直逼得县委书记赤膊上阵，乘坐全县唯一的24——50071号吉普车，频繁地出入成名后的路遥称之为“陕北某大学”，去做工作。据说，当时中文系的领导，现任校长申沛昌，慧眼识英才，既求才若渴，又勇于负责，冒着风险拍了板，路遥才三步一曲折地被录入延大中文系——一步跨入他人生旅途新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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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1）
几天来，路遥的猝然离世，使我神情惶惑，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把我一次次引入大学生活的深深回忆：在课堂上，他领悟着文学发展史的搏搏脉络；在阅览室，他欣赏着优秀文学刊物的每每精品；在图书馆，他钻研着文学大师的代表之作；在同学中，他谈论着构思、形象、情节、细节；在社会实践时，他深入生活并站到生活的高处。观察、了解、发掘平凡人生的真、善、美。
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学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的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全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王路遥同学。
路遥进校不久，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刊物和著作的海洋。他曾对我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自习时，他多数在阅览室度过，翻阅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在我的记忆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延河》、《萌芽》、《收获》、《小说月刊》等。后来，他又出现在图书馆一次又一次，不知借了多少世界名著，一本接着一本读，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有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他说：“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别是夏天，延河滩里清新凉爽，杨家岭上松柏翠绿，环境十分幽雅。”路遥读书是有目的的，他为徐改霞的心事流下伤心的眼泪，我与他接触中发现，有的小说不只是读了一遍，而是两遍、三遍，甚至更多，一次他与几位文学爱好者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当时我们对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为一般的文章结构章节之间如何安排、联系、转折、照应，情节如何展开，冲突如何布局。细节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划等等。他对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样精读细研的。
在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路遥百看不烦的神圣读物。一天下午，他在宿舍里躺着看《创业史》，左手拿着书，右手揉着眼睛，自言自语道：“太难，太难啦，活个人真难……”他为梁生宝的事业流下同情的眼泪，他为那群明争暗斗的人流下酸楚的眼泪。路遥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一切，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一切，深刻地把握着事物之间本质的联系。他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思想家，柳青就是这样的人。”《人生》以至《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不就是证明了这个精辟论断的正确吗？
路遥的创作生涯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他在县文化馆办过文学刊物《山花》，写过诗歌、散文，并在省、地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还给县剧团写过剧本。那时，他已成为一名很有培养前途的文学爱好者。他十分喜爱柳青在《创业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的大学生活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洞察生活、丰富阅历、积累情感的阶段。
结合教学，我们班于1973年底编辑了《延安颂》诗歌集，于1975年采风选编了《吴堡新民歌选》，路遥是当然的主编，做了大量的整理、加工、编排工作。在此期间，由他发起并组织了“艺术走向社会的文学讲座”，请省内一些作家、艺术家结合本人的创作实践作了生动的演讲，如韩启祥、白龙、田间、谷溪等，对提高同学们的文学艺术修养、鉴赏能力，起了很大作用。1975年夏，在延安、榆林报社实习，路遥下厂下乡采访了很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搜集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他思索着，习惯地拔着脸上的胡楂，深邃的眼睛盯视着前方，他开始了艰苦的创作生活，在《陕西文艺》（七十年代《延河》的前身）上发表了散文《银花灿灿》、《灯火闪闪》、《不冻结的土地》、《黄河老水手》，特写《在火红的日子里》，短篇小说《父子俩》。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也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小说，这个小说的素材是我采写的一个小通讯，经过他的虚构，塑造了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形象，要知他那时有多么的高兴：“我就不信我写不成小说，从今以后我只写小说，不再写别的了。”他给我说过这句话，表露了他对文学艺术事业坚定而执著的追求。高尔基说：文字创作是一种沉重的劳动。路遥说：“创作是愚人的事业。”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从此，他进入了艺术构思，一个社会的、时代的宏伟画面在他脑海里展开主题、人物、冲突、情节等一系列内在联系的文学细胞活跃起来，《人生》中巧珍刷牙的细节就是在学校里写成的。路遥的上衣经常揣着一个小笔记本少半截铅笔，有空就在上面写字，那时我们以为他在胡乱画写，谁知他是在练笔，在白描，在捕捉生活，在积累素材，为构筑平凡世界的人生大厦准备砖瓦、钢材、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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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2）
路遥是我们的班长，他热爱班集体，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喜欢篮球比赛，在球场上他那猫着腰带球，三大步单手投篮的动作至今记忆犹新。由他执笔创作的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有多么的自豪，多么的动听，那嘹亮的歌声，在校园上空飘扬，在杨家岭松林中回荡。
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一身灰的卡其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一道美味佳肴，他称它为“上等高汤”，“吃了干的，就要喝稀的，像水泥灌缝子一样，不灌实不成。”他的幽默引发了同学们开心的笑语。路遥嗜烟如命，不吃饭行，不抽烟绝对不行。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