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怕是没有任何一个称作机关的地方能类比了。三十年代盖起来的平房，屋瓦上荒草萋萋，白蚁咬断了房梁，一边坍塌下来，另一边支撑着照样办公；四处漏风的房内没有暖气，煤数着块儿定量分配，严酷的冬季火炉子半天将屋内也烤不暖，人们捂得严严实实才能处理公务。你的《平凡的世界》就是在这样一间小屋里写出来的，你嫌生炉子费事，耽误时间，干脆连火也不生。改变这一切是需要钱的，作协不会挣钱，而我们的国家经济正在爬坡，自然也不会轻易将钱花在这种不会创造经济效益的地方。你就长期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工作、生活。这是一个处处弥散着冷森森阴风的环境，或用有人调侃的话讲，是拍摄《聊斋》的理想外景地，灾魔病魅自然会来游荡。仅这一两年，就有张诏清，杜鹏程、余念不该那么匆忙地走了。老杜赫赫一位中外驰名的作家，几次住院作协竟无钱清账，弄到医院扬言要扣病人作为人质的份上。如今你又随了他们而去。还有与病魔正在搏斗的人，年龄并不大的作家，而且是在与癌症搏斗。多么令人心寒的事实！杜鹏程逝世后，你曾在今年第一期《延河》上发了篇悼文，谈到作家劳动的艰辛，你说，每次看到老杜重病缠身的样子，“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感到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未来的写照。”你的口气如此悲凉，感情如此沉重，莫非有了什么预感？这悼词不幸竟真成了谶语！什么时候，为人类创造出巨大精神财富的作家，能与他们的创造真正等值？如果这样，我们的哀痛和恨憾就会少多了。
你在42岁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生命提供给你显示才华的时间很短，但你已做出了为人叹服的成就。你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是你留给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财富。你以你的奉献装点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这个花园里开放着你的花朵，这花朵是不会衰败的。你以你的智慧丰富了读者的心灵，使他们深刻体验了由你的刘巧珍、德顺爷、孙少安、孙少平、贺秀莲、田晓霞们带给情感的激动和理性的思索。你有遗憾，遗憾是巨大的；你也有慰藉，而慰藉是远久的。你的艺术创造连同你将永存人们心中。
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4）
此刻，在远离你的京城，我分明又听到了你的脚步声，那熊一样沉稳有力的脚步声。你不过是去远行。我们大家都会为你的远行祈祷祝福。
1992年11月20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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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1）
没有人会相信作家缺钱，更没有人会相信路遥这样的明星级作家缺钱。他的猝然病逝沉重地打击了读者、朋友和同辈人，阴霾久久地笼罩着人们的心，哀伤和惋惜之情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人的身上流泻出来。一位很久未见的青年朋友登门拜访，感叹唏嘘地对我说：“作家太可怜了，辛辛苦苦地写呀写，一辈子手里能有几个钱？像路遥这样的也不过二三十万吧？”
二三十万？我愣愣地望他一眼，沉沉地摇着头。这个数字对死者说来，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他吃惊地频频追问：“没有？怎么会没有？他一本本出书，一次次获奖，还没有这点钱？眼下好赖跑点买卖，谁手里没有几十万？更别说那些走红的歌星、影星！”
我无以作答，更加沉沉地摆摆头，一凭他满脸的困惑质疑，却倏地想起平日路遥有几次跟我有关钱的谈话。
大约是春节期间吧，他来我家闲聊。路遥一向是谈话高手。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入时，时时会有精采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这一点无论过去我们同在延安生活，还是后来一起在作协大院朝夕相处，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至于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那一天我们的谈话却怎么也摆脱不掉金钱这个俗物。
不管作家们如何钟情于改革，如何欢呼它、颂扬它，但当它的脚步日渐逼近真正到来之际，灵魂工程师首先感到的还是它对自己的挑战。报纸上见天见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改革等等，一样一件都在说明社会主义大锅饭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这一切对所有人则一律平等，它不因为你是作家，你曾为它讲过一大箩筐的好话，你就可以少给一个铜板。作为刚刚步入中年的路遥，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谁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挑战和未来的负担。那天他带着明显的焦虑又不失他惯常的幽默对我说：“把他的，咱们从小就知道喊依靠组织依靠党，党好像灵醒了，眼看着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党早该灵醒了，这么沉重的包袱谁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附和，还是他思路的跳跃，他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不安地说：“不行，咱们得赚点钱，要不，哪一天就像独联体那些文化人一样，全都成了最穷的人！”
“你怎么谈虎色变？还不至于一下没饭吃。不管怎么变化，你总可以拿出积蓄先抵挡一阵子吧？”我说。
“积蓄？哪来的积蓄？就那么几个稿费，早都花完了……”
我当时的惊讶和疑惑绝不亚于前边提到的那位青年。谁都知道他刚刚出版了洋洋百万字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即便稿酬再低，怎么就花得一个不剩？
他唯恐我不信他的话，掰起指头一一算给我听。哪笔钱添置了什么东西，哪笔钱寄给了乡下，哪笔钱又还了朋友的债……不等他数落完，我已了然于心：不是他有意装穷，有意隐瞒经济情报，实在是收入有限，支出无穷。钱需要一把把地花，文章却得一个个字地写。他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远在陕北山村的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那个平凡世界里的农民们，早就像神话一样谣传他，一笔稿费就买了一辆高级小卧车，每日里屁股后边冒烟地出入大宾馆。既然如此，远亲近邻，七姑八舅，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他伸手？在城里他还有他的小家，他又极不善精打细算、计划经济。每每心血来潮，跑到服装市场，买一件冒名牌的牛仔服，花掉一百多，一条普通的水洗布裤，被人索去七八十。他让我看他的新衣服，怎么样？贵不贵？我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应该砍价一半。他总恨恨道：“他妈的，又上了一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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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2）
一日他从街上回来，背了一背包食品饮料之类，迈着噗噗沓沓的脚步，一路走到编辑部晓雷的办公室，说他的女儿远远要去春游，他刚才给孩子买吃的东西，什么都好买，只有她要的三明治买不到，跑了好些路，回来时总算在我们附近的阿房宫宾馆找到了。他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那块三明治，指着那精致的塑料盒问我们：“猜猜，这两块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钱？60块！”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耳朵，大宾馆的东西即便再贵，两块肥皂大小、夹着几片黄瓜、西红柿和薄薄一层肉片的三明治，就值那么多？它该不是金子做的吧？
“我也不信我的耳朵，”路遥解释说，“可我问了服务员两遍，没错，一块30元，两块60元。我愣住了，可是面对那么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既已叫人家拿出来了，怎么好意思转身逃走？硬着头皮也得买下，妈的，算咱们倒霉！”
听他对自己心态和窘状真实毕露的叙说，我和晓雷再也忍俊不禁地失声大笑起来。他急忙朝我摆摆手： “不敢笑，千万别叫老刘听见了……”
老刘是编辑部的老编辑，就坐在一墙之隔的办公室。他一生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用年轻人的话说，满脸的“旧社会”，一身的“苦大仇深”。路遥的意思是，要让老刘知道他花60元给孩子买三明治，一定气得不堪忍受，不批他个忘本才怪呢。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不止一次调侃着这句流行语。关于如何赚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他脑子里的设想像小说构思一样，一串一串的。时而是开家大餐馆，时而是搞个运输队，时而又想在黄土高原办个牧场……务虚少说也务了两三年，但无论他还是我，还是我们大院的其他人，总不见有谁迈出去一步。一次我对他说： “也不记得是中国是外国，反正某位大人物说过，你若想要干成什么事，假如在72小时之内不见行动的话，那注定不会成功。”他嘿嘿地一笑，叹口气说：“看来，咱们还得吃写作这碗饭。”
其时，他正在忙于总结他的创作谈，取名《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一位诗人朋友，曾在一次聚会中，快言快语地对他说：“这题目不好，怪不吉利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那不是离太阳落山的时间就短了……”他的话不幸言中了后来的事，言中得叫人惊心。但当时路遥一定未加在意，他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这部6万多字的写作心得，注入他的激情和心血，写得严肃、顺手和得意。早有一家编辑部向他约好稿，并答应付以高稿酬争先发表。他不无欣慰地说，要再得到大宗稿费的话，一定不敢随便乱花，先给孩子存笔钱，给她日后上大学用。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布后，他从京城载誉归来，读者和朋友频频向他道贺，省上和单位也为他开庆功会。在外界一片纷纷扬扬的赞誉声中，我们都知道路遥认真干的一件事，则是把北京和省里给他的奖金，以孩子的名义存进银行。两笔奖金不多不少，恰是一万元整。这一万元，也成了他身后唯一留下的一张存单。
今年盛夏，西安刮来一阵股票热，市民为之躁动不安。我对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