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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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日子-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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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此地险恶,你不怕?他道,不怕,况且一般来讲这些家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
  乱还不只是社会治安,是乱卖土地、破坏资源。有个我认识的亦是湖南人的《海南日报》记者,闻说我表弟在县里当常委,背着我便去找他,自称是我朋友,目的就是想圈一点地。表弟后跟我谈起此事,我道你不要理他。表弟说,找我没用。权力不在我手里。我后听朋友说海口周围的几个县,头头们皆是靠卖地发了横财。某一县的头,因敛财巨多,且把房子建得如宾馆,为人亦善少恶多,被人称做“南霸天”。他把能卖的土地几乎卖光了。这样的“权力寻租”,那一时在海南亦是遍地开花,又堂皇而且张扬。
  我表弟是正直的人,亦是想做点正经的事,我只担心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会要不开心。
  张新奇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亦是湖南来的,原在电台做记者,后辞职来海南,名叫肖建军。方脸,矮个,目放精光。开了家“红辣椒湘菜馆”,又开了家“鸿门夜总会”,在海口皆有很大名头。他来时携全家老幼,靠跟朋友借两万块钱开小饭铺起家,刚做起来时,屡遭本地烂仔欺负,一回众烂仔又来寻衅,且动起手脚,打他的老婆同老母,他便同妹夫冲到伙房一人一把菜刀,将烂仔砍翻几个,杀得红了眼,烂仔在前头鼠窜,他在后头虎追。这一架,把他名声打了出来,以后再无烂仔到他店里来寻事。过了两三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了。餐馆日日爆满,夜总会最高峰时亦是日进十几万银子。他请我吃饭,我说你看你只几年,如今赚了几千万。他笑出一口被烟熏黑的牙,道,我算么子赚钱?人家一夜之间炒楼都可以赚几千万,轻轻松松。我算么子?我是呆人,只能做呆事。一边胡强听了,摇头道,我是连呆事都不晓得做。于是一脸巨大惭愧。
  “我做餐饮和娱乐业,只一门好,”肖建军说,“就是认识各种道上的人。海南这地方呵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见过。其实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两种人:骗人的和被骗的。”
  “那你呢?你是哪一种呢?”我们便问他。
  他道,我呵,我么子都不是,我是冷眼看螃蟹的人。
  我认识肖建军时正是他生意最旺的时候,每天的流水拿日进斗金来形容亦不在话下。所以他那一时跟我们说话,声气很高,目如流星,且有一种把什么皆不放在眼里的蛮气。

海南(4)
十年后我再在湖南遇到他时,他几乎换了个人似的,谦卑而低调。我这才晓得,他的餐馆后被一把火烧掉了,而夜总会亦早已关张。曾经的繁华遂成追忆。
  我们住的别墅,实际上成了朋友公司的员工宿舍。住的皆是中层骨干。有专人搞饭,亦有司机。跟老板开车的司机姓胡,我记得是岳阳人,无事时便邀一桌麻将。赌得相当大,一个晚上的出进最多可达十多万。我想他一个司机凭什么可以这样来豪赌?后来我跟一位会计大姐混熟了,这大姐是退休后从长沙请来的。她告诉我说,胡司机同公司里的一些人,把公司的房子以一个价整层整层包下来,再以另一个价卖出去,从中赚了不少的钱。小胡还不算什么,你没见某某?如今是开着奔驰车在公司里打工咧!
  别墅里还住了位年轻女子,长得妖娆,是某某部门经理的情人。经理去唱卡拉OK,于是认识了该女子,她本来做“三陪”,见经理出手阔绰,就粘上了他,一副从了良的模样,常常穿着睡衣靸着拖鞋在客厅里看电视,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她嘴很刁,不大喜欢吃别墅里请的人做的四川口味的饭菜,于是同经理手挽手,到外头吃海鲜。经理可能真是爱上了她,到后来常听得他们关起门来吵架,原因据会计大姐讲是因她喜欢跟别的男人*抛媚眼,惹得经理醋劲发作。有段时间别墅里还住了一位姓王的女孩,二十二三岁模样,短发,圆脸,很朝气亦很好看。我们在餐桌上经常聊天,才晓得她原来是北京分公司的。她毕业于北外,现暂调总部来翻译资料。她喜欢唱英文歌,亦喜欢到户外打羽毛球,性格很阳光。她有回跟我说,她到房地产公司来做事,就是想赚一点钱,到国外去留学。不久她就傍上了一个男人,果然,几个月之后,她就去了美国。我记得她最喜欢唱的歌是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唱得非常好。
  海南是许多女孩子的命运跳板同人生中继站。但或许亦是一生回忆里不堪回首的地方。
  我朋友跟我说,他叫公司里的人帮我们索性到北京去注册,要做就干脆做成一个大广告公司,站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上。事情既有个过程,便让我们先在海南帮公司做些售楼广告。在此之前,他在青岛有个项目,请我们这班人帮他去拍个片子。是在黄岛开发区,他圈了两平方公里临海的地。他想把它做成国际性的旅游度假项目,于是要拍一个招商片,拿到境外去招人家的热钱。就是因拍了这个短片,他觉得这班人还真是能干,散掉可惜了,不如一锅端来做一家广告公司,何况他自己亦有内部业务量来保底。这回他又有一个新楼盘要开盘,于是请我们来做策划。我们就在别墅里做事,张大奇是策划高手,胡强与于鸣非亦擅长文案,另又叫来一个美工黄兰来做视觉。我则忙时帮忙,闲时帮闲。不久《海南日报》同《海口晚报》均刊出了我们做的售楼广告。我那朋友看了蛮高兴,打着哈哈说你们一出手,提升了海南房地产广告的文化水平呵。又说北京那边基本上办好了,你们可以北伐了。
  他公司开了个年会,他在台上作报告,说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太多,高度危险,他的公司应当快速转型,从单一的房地产业中跳出来,多元发展。他说话时头脑异常清醒,但公司里其他的人皆不以为然。做过那个年头的房地产的人,对任何其他行业均是瞧不起,因任何钱皆没有炒地炒房来得快、来得猛、来得动魄惊心。
  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便一夜之间破灭了。我那朋友不是没有预见,但收手已是来不及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的帝国般的公司最后亦作鸟兽散。
  但半年之后的事情我们当时并未看到。胡强很兴奋,以为到北京可干一番大事,三十而可以立了。于鸣非同黄兰亦有闯世界的牛犊劲。张大奇要老成得多,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份清醒。他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而我亦不想去,因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内心渴望去做的,我只是尝试一种人生的可能,点到为止。我始终只有一种玩票的心态。
  我们去了一趟三亚,因公司有一个项目在那边,亦是圈了好大一块地,他们带上我们去考察。顺便我们便在海边住了几天。蓝天碧海,椰风吹拂,我们躺在沙滩上,各怀了不同的心思。我喝着椰子水,望着远处一团白云。我想我亦要来去无拘,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海南的繁盛让我恐惧亦让我疲惫。我起了归思了。
  归思起不得,一起就去订机票。
  于是波音飞机以闪电的速度把我又载回到原来的生活。我的心复又归于短暂的平静了。
   。。

上海(1)
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呵也,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捡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1998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接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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