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去。归何处？君不见，北邙高卧麒麟墓。君须记取。看谁是谁非，低回掩卷，一醉论今古。
（摸鱼儿）
这里已是酸味扑鼻。汉唐历史已被简化为“英雄割据争龙虎”而已。“谁成谁败又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聪明人似的唱道：“记住吧，各位！横戈跃马的人都是一样下场！倒是我们作为后人，偶尔来侃侃往事，喝喝小酒，岂不潇洒！”
以上诗篇和诗句，从艺术上说，在同时代算得是上乘的，但都与唐人咏史怀古作品有了很大不同，那就是自动与现实保持距离，因而也缺少了对时政的警示，更缺少像杜甫、李白、李商隐、杜牧等人那种恨不能把脑袋都磕出血来的激情投入。
唐人吟诵历史，是为了参与现实，是知行合一。但到了明清时期，当权者压制批评，士大夫基本上参与不了什么，有时想起来参与也摸不着要领，所以也就不屑于参与了。唯一剩给他们玩的游戏，就是玩“酷”了。而最“酷”的龚胜玉，就“酷”到了把历史当成下酒小菜。
听人们怎样追述历史，就能看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能看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感受到的动力和压力。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现代人。有人鼓足了干劲要创造历史，因为心里有太多不服气的地方；但是在他们身边，总是另有人吃饱了喝足了，摇着扇子调侃历史，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文采。
强制逻辑的结果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曾有很多人（六国贵族）想刺杀他，但都没有成功。可为什么他的庞大帝国，竟然被陈胜、吴广这些劳工、奴隶一下子捅穿了，从此垮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它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它推行的强制奴役。
曾有学者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种“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形式，一曰“强制”（Coercive），二曰“计算”（Calculative），三曰“合作”（Cooperative）。在强制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恐惧。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惧怕也没有用了——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不妨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重要的是，天下的陈胜、吴广还有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时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众，加上修长城征用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的浩大工程，想必当时全国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这些工程的残酷程度，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不难想见。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秦统治下，这个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这算得上是中国社会管理上的一个“潜规则”。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只会是一人奋起、天下响应，一处突破、全盘瓦解。这样的历史教训，被后世诗人反复吟咏：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
（汪遵·长城）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胡曾·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民间心理。秦政与这种民间心理的期望值相比，落差的确太大。
在现代企业里，秦始皇那样的肆无忌惮已不再行得通，但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仍普遍存在。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都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推动公司的运作。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信奉秦政那套强制逻辑的企业也难免沦为最差的一等——因为它们通常只能请到素质最低、最没有内在驱动力、甚至对工作丝毫没有热忱和诚意的员工。这样的员工整天想着如何交差了事、应付领导，不可能将机构的发展目标纳入自己的职业成长规划。这样的队伍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弱的；而对内，引起纠纷的概率又无疑将是最高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当青年成为体制的累赘
战国时代的燕昭王是一个花钱买人才的典型。他即位在燕国战败、国君被杀的危难关头，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发誓“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于是听从郭隗的劝告，筑台置千金以招募人才。随后聚集起一伙子人恢复国力，终于得以发动复仇战争，直到把对手齐国折腾到几乎散架。
后来不少士大夫精英每每提起那段历史，都比说起少年初恋还要神往。唐人陈子昂“给领导提意见”横遭打击后，一个人迎着华北平原上的大西北风，高歌出那首千古绝唱，就寄托着对燕昭王人才策略的怀念：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
对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们能解释出很多层意思。但不管怎么解释，其实垫底的一层，也就是哀叹天下再也见不到像燕昭王那样钟爱人才的君主了。唐人参与意识强，在他们流传下来的诗里，能读到太多对燕昭王的缅怀，比如徐夤的“燕昭没后多卿士，千载流芳郭隗台”（草），黄滔的“何事苍髯不归去，燕昭台上一年年”（故山），罗隐的“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燕昭王墓），等等。
不过，缅怀并非全是想象。事实上，在唐朝的早期，中央政府的确时不时地采用“不拘一格”的方式直接介入国家级人才的选拔。有的，比如李泌、刘晏、王忠嗣幼年得宠的故事，还相当具有戏剧性。在当时那个教育并不普及的社会，胸怀大志、学有专长的青年被三下子两下子选拔进中央政府的机会，大概不会完全不存在。
但是，人才选拔出来以后又能派上什么用场？武则天（陈子昂就是在她治下崭露头角的）大概首先是要这些人当政治打手，把自己的对手从官场上排挤出去。没想到陈子昂不知趣，拒绝跟武则天派去的亲信配合，所以才在仕途上遭遇挫折。
后来唐玄宗也曾喜欢过聪明过人的小孩，但一旦奸臣从中作梗（比如在李泌的案例上），也就把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撒手不管了。
最尴尬的案例，莫过于李白。等到他被推荐给中央决策层的时候，已经到了据说长安周围富得流油的时候。在很多人眼里，大国的崛起已经实现，没什么可操心的了。于是从皇帝、宰相到各级官员，整天都无所事事，沉醉在无休止的娱乐活动里边。这时候李白来了，又能有什么施展？朝廷根本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好派给他；他只好当一个跑龙套的宣传干事，自然也会感到命运很不公平：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裴回。
（古风）
这里的“裴回”就是徘徊。为什么过去能有“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而现在却时兴“珠玉买歌笑，糟糠养闲才”？
看起来，那时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一种现在罕见的天真烂漫。他们觉得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尊重人才（那时叫“养士”）的必要。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他们不明白，那些玩政治的人，早已消受不了他们的天真烂漫了。在一个没有压力、没有目标、几乎是为统治而统治的制度下，人才——尤其是爱提意见的那种——确实是一种昂贵的政治累赘。
不但人才没有用，连军备都没有用。没听说安史之乱中唐朝军队从武库里搬出的兵器都已生锈、腐蚀得不能再用吗？据说有的队伍只好提着木棍迎战叛军。所以，在求职的时候，那些认为自己有超常才干的青年，最好不要去为一家垄断企业工作——在那里，他们难免会被当作累赘。
黄金怎能取代制度？
唐人陈子昂写过很多怀念燕昭王的诗。作为四川人的他，在有机会游历燕赵大地的时候，正是事业急转直下的关口，内心想必充满苦涩。他有一篇作品是这样写的：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
为什么眼前的景致也像他的心境一样荒芜？当年燕昭王治下的国家复兴大业为什么就连遗迹都荡然无存？不是说他花重金聘到乐毅等人以后，燕国在20多年里迅猛发展，国力膨胀到了它有史以来的顶点吗？
然而，就像燕国与齐国之间毫无结果的相互仇杀和相互消耗一样，燕昭王追求的目标充其量就是复仇；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在筹划范围之内。他的人才策略，也只不过是服务于这个特定项目的；并未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即使他对乐毅大胆放权、用人不疑，也即使乐毅碰巧也是为人忠诚、办事精明；但据史籍记载，在燕国贵族内部，对这样的革新措施早就有所争议。等燕昭王一死，乐毅的军权很快就受到削弱，国家的战争计划也就随之瓦解了。
没错，正如元人迺闲所说，“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黄金台），用人不可惜财。然而单纯用钱买来的人才，却很难组成一个能干大事的团队。因为第一，无法判断受聘者到底是看重这份收入，还是热衷这份工作；第二，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来保证他们埋头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燕国一直痴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把戏，却始终没能玩出什么花样——乐毅伐齐，半途而废；荆轲刺秦，全盘落空。
在机制的层次上，出问题几乎在所难免。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院Jeffrey Pfeffer教授就曾指出，花钱买人才，会促使受聘用者越发追求短期效应，越发忽视团队建设（企业文化就更顾不上了），越发倚仗某些个人关系（如乐毅仅靠燕昭王一人的信任）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