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向负责发行的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了解，《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的征订数已初步达七万册左右。一本新杂志创刊，对读者来讲还有个了解的过程，所以刚创刊的杂志和初 版新出的书，有时印数往往就不会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内容适合读者需要，其订数也会很快上升的。如上海出版的《青年一代》（这本杂志目前也由书店发行），其订数已达到五百万册。一般情况下，如没有读者的征订，书店的备货就不能是很 大的，（当然，还要尽可能的多备些货，不能读者要多少，就订多少），其原因：
一、这几年书店的发展不受重视。北京市店目前的销售量已比建国初增长近30倍，但各项建设往往排不上队，仓库没有或者很小，无法储备更多的书。全国最大的王府井门市部， 由于缺乏仓库，只得在首都机场附近租了一些房子当仓库。西单科技门市部也因缺少仓库，拟在廊坊租一300平米仓库，但因一年要6万元租金而作罢。门市狭小，仓库缺乏，网点 减少，严重地造成了读者的“买书难”。北京想建一个35000平方米的大门市部，已经叫了几年，由于资金问题没有着落而落实不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7。 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2）
二、资金短少。要储备一些书，需要资金，但目前书店自有资金很少，大量的需要向银行贷款，要支出很多利息。北京发行所一年贷款1000多万元，利息就要支出近80万元。北京 海淀区新华书店一年要销售1000多万元图书，但自有资金只24万元，大部要依靠银行贷款。出版社出书交书店后，3到5天就从书店把书款全部取走，这本书对出版社来讲，已经售 出去了，不负担什么经济损失；但对书店来讲，万一卖不出去，造成积压损失，就全部由书店负担，这就是我们国家实行的“征订包销制”，是我们当前体制方面的一个弊端。如 果像国外那样实行“寄销”，书出版印多少不用书店征订，由出版社自行决定，书店销不完可以退给出版社，那就减少了书店怕卖不出去的顾虑，有些印数也可能不受书店仓库和 资金的限制而上去。
三、书店人员工资低、奖金少，社会地位不受重视。目前书店人员的工资水平平均40元到50元，奖金也少。举个例子，北京宣武区菜市口新华书店门市部，去年有一个月营业员的 奖金一个人是九角钱（目前平均每人每月4元），而这个书店门市部的马路对过一个饭馆，其服务员的奖金，每人每月就达90元。所以现在书店人员思想很不稳定，书店奖金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对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等支配没有自主权，多劳不多得。加上书店用人没有自主权，文化程度低的，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大量往 书店安插，形成服务水平低，服务质量差，服务态度不好。这是当前书店工作中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以上三点是造成目前“买书难”的书店自身方面的原因。除此外，还有外界方面的原因，如有些单位抢发“热门书”，畅销书，造成书店订货时顾虑重重；出版周期长，书店订货 后，往往一年左右时间过去后才到书，读者需求已有了变化，有的多卷集20年还未出齐，这叫书店人员如何估计需要和如何回答读者？又如交通运输问题，现在大批书印出后不能 及时运往各地，以北京新华书店储运公司为例，一天往全国各地发书就有200多吨，全国书店每五本书中，有一本就是从这里出去的，但往外发货常常由于交通运输问题解决不了而 堵塞。今年春节前估计就有3000万元图书发不出去。现在看来，只要书籍内容质量好，符合读者需求，经过一段时间社会上了解了，其需要量还是会较大地上去的。
除了以上一些因素外，有些书店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做得不细，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思想还未很好树立也造成了读者“买书难”的一些因素。
啰啰嗦嗦地谈了很多，目的是希望您为我们图书发行工作呼吁，希望社会上一方面向我们提出要求，要做好图书发行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为我们创造一些条件，使我们书店 人员能更好地工作。
我们年轻时就读了您好多书，您得斯大林奖金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又有幸发行了很多，您是我们书店人员尊敬而热爱的一位老作家，我们热诚地希望听到您对我们 工作的意见，支持并协助我们做好图书发行工作，希望能听到您的宝贵意见。
致崇高的敬礼汪轶千1985/1/127月1日上午，汪轶千带着副经理和北京发行所的同志来到木樨地。
话题自然是谈《中国》，但汪轶千总经理先介绍了全国图书的发行情况。他说，现在全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有三万多种，杂志有四千多种。近年有两类图书杂志下降得比较突出，一 类是文艺书，一类是连环画。现在的问题，第一，书店是企业，可人权、财权不在我们手里，在地方文化局手里；第二，由于块块控制，中央系统出的书排不上号，地方变换题目 ，重复出版，冲击好书；第三，银行贷款紧张；第四，不正之风，要回扣，哪本书有回扣，哪本书就销得多。现在出版社太多，在国家出版局挂号的有383家，北京中央系统140家 。关于第三期《中国》下降到两万五千册，情况是一些地方订数下降。比较突出的是上海，原来要五千，现在只要四百，全国有1771个县以上新华书店出售《中国》。现在比较严 肃的刊物订数都下降，《瞭望》现在只有40万，《新观察》十几万。除了工具书和教材上涨，其余的普遍下降。汪轶千提出，能否通过三千名作协会员的影响和评论家，搞横向宣 传？
丁玲还询问了湖南打算要纸型加印《中国》问题，汪轶千说这完全可以，或者你们就把版权完全交给湖南发行。
同来的新华书店同志还出主意说，还有一个办法，请丁玲同志写篇短文，发表在《图书发行》上，向各地新华书店做做工作。七月青岛有一个全国书市，也可以去做做宣传。
丁玲说，明年我们准备出月刊，薄一点，定价在一元钱以内。至此，丁玲与新华书店结下缘分，还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参观，实地考察了解他们的工作流程。至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 大厅里还悬挂着丁玲当年在新华书店内打算盘的大幅照片。
1。 对两位老友的深切纪念
几位老作家首义办《中国》，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有一块自己发表作品的阵地。在1985年的《中国》上，老作家的声音确实很响亮。丁玲也利用《中国》的版面，表达了对于两位 老朋友的纪念：一位是她始终怀念的冯雪峰，一位是刚刚去世的李又然。
1985年第2期《中国》上，发表了陈早春写的论文《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它在目录中排在首篇，可见编者的重视。
雪峰在丁玲心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她1979年回到北京之后，写的第一篇怀人之作就是《悼雪峰》。她在文中说：“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来往可数。但人之 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 峰。”
1983年5月末，丁玲去雪峰的家乡浙江义乌，出席了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1986年是冯雪峰逝世十周年，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联合举办纪念活动，丁玲一直记挂着 这件事，想要在纪念会上发言。1985年10月她最后一次住进协和医院后，告诉来探视的牛汉说，我现在有篇文章压着，是纪念雪峰的文章，明年1月要开第二届雪峰学术讨论会，他 的文章我读得不多，有的地方让人看不懂。他这个人很忠厚，就是爱激动，和别人争吵起来不管不顾，弄得面红耳赤，过一会儿他没事了，可是人家还记着。后来丁玲肺部感染发 高烧时陈登科来探视，她从昏睡中醒过来，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陈登科：明年是雪峰逝世十周年，我要写一篇纪念文章。1986年2月，丁玲病情加重，住进ICU加强治疗病房，大 年初一的早晨，听见街上的鞭炮声，她说了一句伤感的话：“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但是她没能等到那个纪念会。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3月7日上午，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主持会议的韦君宜请大家起立，为丁玲默哀一分钟。陈明臂戴 黑纱参加会议，他发言说，本来丁玲要来参加这个会并作重点发言，可她不能来了，这是丁玲最后一件终身抱憾的事情。
李又然，早年留学法国，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回国后来到延安，在边区文协专职从事创作，与丁玲相识。全国解放后，李又然在丁玲领导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担任教员，1955年 在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受到株连，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被划为“反党集团”骨干成员，开除党籍。
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延安文协时期张仃的夫人陈布文，转来一封李又然的信：“布文：接到你信。我为什么不出来走走呢？我腿有病，走路困难！现在说话也困难了。整天没有力气。……要是能走路，我就来看你们了！丁玲还没有见到。 祝贺她一切顺利了！”陈布文是要告诉丁玲：李又然身体很不好，但是还在惦念她。
李又然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但个性很强，人生的路跌跌绊绊，很不顺当。他不大合群，不大好交往，但对丁玲始终十分敬重。1973年他从干校回到北京，有一天听人误传说丁玲 不在人世了，他几乎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屋子里木然呆坐，不发一言。
1981年春天，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散文集，他想请丁玲写篇序言，托人把稿子带给丁玲，写信说：“我出书不容易的。请你写序好么？请一定写！我本想写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