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人称之为圣日耳曼区的，既不是一个行政区，也不是一个教派，也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可以明确表示的一件事情。散发着圣日耳曼区气息的大公馆，在王政广场、圣奥诺雷区、昂丹大道也有。所以，已经出现了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圣日耳曼区。有些人出生在与其影响相距甚远的地方，却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并且喜欢这个上流社会；也有的人在这里出生，却可能永远被放逐在外。 举止，言谈，一言以蔽之，圣日耳曼区的风习，四十年来之于巴黎，正如往日宫廷之于巴黎，圣保罗大厦之于十四世纪，卢浮宫之于十五世纪，王宫、朗布依埃公馆、王家广场之于十六世纪，再稍后，凡尔赛宫之于十七、十八世纪一般。每一历史阶段，上层阶级和贵族的巴黎都有其中心，大众的巴黎亦然。这每一阶段的特点，都向希望观察或描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广泛的思考材料。如果万一对有关各方和年轻一代来说，经验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么，到这里面去探索原因，就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证明这段艳史的性质，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将来来说，要比对现在更加意义深远。
贵族老爷和总是笨拙地仿效贵族老爷的豪富人家，无论何朝何代，总是使其宅邸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泽斯公爵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馆，在自家门前为蒙马特尔大街开了一口泉水。除了他的美德之外，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众的尊敬，以致他去世时全区大批群众为他送葬。那时巴黎的这一角落还相当荒凉。然而随着巴黎旧城墙的拆毁，大马路那一边的沼泽地盖满了房屋，于泽斯家族便离开了这所华丽的公馆，如今是一位银行家居住着了。后来，贵族自以为居于店铺包围之中有损身分，也放弃了王家广场和巴黎中心附近，跨过塞纳河，以便在圣日耳曼区自由地呼吸。那时在圣日耳曼区，以路易十四为他所承认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宠儿，杜·梅纳公爵修建的公馆为中心，一些高楼大厦已经耸立起来。
对那些惯于在富丽堂皇中生活的人来说，难道果真有什么比拥挤嘈杂、泥泞难行、大呼小叫、臭气冲天、街道狭窄、万头攒动更令人厌恶的么？商业区或手工作坊区的习惯，难道不总是与大人物的习惯相悸么？经商的人和劳动的人就寝时，贵族还刚想进晚餐呢；待他们高声活动的时候，贵族又休息了。这两种人的打算永远碰不到一处：前者算计收入，后者算计支出。因此，风俗习惯截然不同。这一评论毫无轻蔑之意。
贵族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思想，正如资产者和无产者代表着社会的体制和行动一样。因此，这些不同的力量应该有不同的处所。从其对抗中，出现了明显的互不相容现象，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活动不同而产生的，而不同的活动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社会方面的不协调乃是一切宪章合乎逻辑的后果。以致一位随时准备对宪章发发牢骚的自由党人，例如抱怨宪章违背崇高的思想之类（实际上下层阶级的野心家们正是用崇高的思想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于德·蒙摩朗西亲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转过去的圣马丁街，对于苏格兰王室后裔、费兹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转过去的玛丽一斯图亚特大街拥有自己的公馆，大概都会觉得十分可笑的。“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维持现状也好，不维持现状也好），教皇这句美妙的话语可以作为各国大人物的座右铭。每一时代都显而易见、而且一直为民众所接受的这一事实，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个原则，一条规律。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测的人将他们挑动起来的时候，才会将良知抛在一边。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为基础，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加尔各答，都是如此。不论何处，当你将财富不等的家族集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你就会看到，分成上等集团、贵族、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社会便自然形成。平等大约会成为一种“权利”，而任何人类强权都无法将它变成“事实”。为法国的幸福起见，在全国普及一下这个思想，看来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众面前，政治上和谐一致带来的好处，也能显示出来。和谐一致是秩序的诗篇，而民众是极其需要秩序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统一，这难道不是秩序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么？建筑、音乐、诗歌，法国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都更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已写在法国明确而纯洁的语言深处，而语言永远是一个民族最可靠的表现形式。因此你会看到，在法国，民众采用最富有诗意、最悠扬婉转的曲调，喜爱最简单明了的思想，喜欢意味深长而明快的图案。寥寥数语可以引起一场大革命，在这方面，法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民众奋起反抗，从来是试图将人、事物和各种原则协调统一起来。
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法兰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贵族生活中必须存在统一的思想。估计是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象法兰西民族这样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历史将看到，法兰西民族永远不会倒退。法兰西经常上当受骗，但是，也和一个女子上当受骗一样，是受了最初没有估计到其意义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热烈感情的欺骗。
如此说来，圣日耳曼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公馆富丽堂皇，花园很大，到处安谧宁静，与其往日拥有的大量地产十分相称。一个阶级与整个都城之间这一空间距离，难道不是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的二者之间应有的精神距离么？世间万物，头占首要地位。万一某个民族将其首脑打翻在地，它迟早会发现，它已经自我毁灭了。各民族不愿死亡，于是要设法再生出一个头来。一个民族再也无力使头再生时，它就要灭亡，如同古罗马、威尼斯及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一样。
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与上层社会之间风习各异所带来的差别，对贵族阶级头面人物来说，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国家，不管“政府”以何种形式以现，一旦贵族失去了绝对优越的条件，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民众就会立即将他们推翻。民众总是希望财富、权势和行动掌握在贵族手上、心上、头脑中。言谈、智慧和荣誉，没有这三重的权势，一切特权都会烟消云散。各层民众，如同女人一样，喜欢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强有力，如果没有几分敬爱，他们的爱情便无法维持。谁不令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是不会对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视的贵族，正如同懒惰的国王、女人气的丈夫一样，因为无能，才变得无用。所以，大人物均与民众隔离，且有其独特的风习。
一言以蔽之，贵族集团的一般举止习惯，是真正权势的象征；而他们失去权势时，这也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圣日耳曼区之所以暂时被压倒，就是因为它不肯承认，要存在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其实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么难事。它应该象英国贵族那样，诚心诚意地及时看到，各种制度都有其多灾多难的年头。到了那种时候，同样的词句已经不具有同样的含义，同样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政治生活条件完全改变了形式，而实际内容并没有根本改观。这些思想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段艳史基本上发挥了这些思想。在这个故事中，它既给原因下了定义，也为事实提供了注解。
庄严雄伟的贵族与邸及高楼大厦，内部处处富丽堂宣，陈设精美华丽，构成了一个“场地”。还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运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动其中，从不受到任何冒犯；惯于从来无需降低身分去计算日常生活细小开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总之，贵族的传统习惯所赋予他的社会力量，他的对手即使通过学习、再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难与之抗衡。一个从童年起即拥有这等特权的人，一切都应该使他的心灵变得高尚，给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码的功效也应该是具有与其高贵姓氏相称的高尚心灵。从某几个家族来说，确实如此。在圣日耳曼区，这里那里，也会遇到行为高尚的人。
但这只是些例外，从反面证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这普遍的自私自利，导致了这个特殊阶层的失势。法国贵族获得上述那些优势，正象一切贵族的精华都获得了这些优势一样。只要他们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各国的上层就会产生贵族的精华。无论是在地产领域也好；还是金钱领域也好，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唯一坚实基础。然而，只有在民众同意给他们这些优势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自己能保持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各式贵族才能保住这些优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世袭领地，其“隶属权”属于领主。这里所说的领主，今天自然就是民众。
时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过去一个方旗骑上，穿上锁子甲、长矛挥舞得好、出示长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个方旗骑士则需要表现出智慧。过去只需要胆量的地方，今天则需要肥硕的大脑。艺术、科学和金钱形成了社会三角，权力的盾形纹章就镶嵌在这个三角之中，现代的贵族也必须从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定理与一个高贵的姓氏县有同等的价值。罗特希尔德家族，这当代的富盖家族（两者都是有名的银行家），事实上是王子。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一个寡头，他代表着整个世纪，而且几乎总是成为法律。因此，能言善辩，作家的绞尽脑汁，诗人的天才，商人的韧性，将多种光彩夺目的优点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将军的利刃，这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