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无情- 第9部分

　　史久光在与我交谈时，谈起一张老君庙的旧照，照片上是四位身穿老羊皮大衣的年青人。此照在中国石油史学界是很有名的。在介绍中国石油史的图片中，这是唯一一张记载老君庙早期石油工人人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悬挂在玉门油田矿史室中。史久光告诉我，他陪同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到玉门油田时，曾与靳叔彦在此照前合影。为什么呢？我问。史久光很神秘地告我，因为此照上的四个人物依次是史久光、靳叔彦、蒋邻湘、江齐恩。靳、江二人均是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相当于副总经理。我大吃一惊，这张说明玉门油矿工人困苦生活的照片，上面的人物竟是当今中国石油工业界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岂不是阴差阳错！

　　“难得呀，”史久光说，“当年我们留影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青人，为能献身大西北而自豪。半个世纪后又在此照前留影，真感到人间的沧桑巨变。”

　　而我却在为石油史学家们的差错着急。“史老，您为什么不指出照片上的人物是您四位呢？”

　　“为什么要指出呢？”史久光反问我。

　　是啊，为什么一定要指出呢？若以阶级斗争的分析法，这张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激情的照片还会留至今日吗？

　　历史的误解并不需要都解开。

　　我的姑父虞德麟先生在访问大陆期间，我多次提出采访他，都被他拒绝。对他的作法，初始我很不理解，后来，在台老油人董蔚翘之子董西林先生来大陆访问，与我晤面时，谈及姑父，我才知姑父是个极重名节的人，在他始作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时，公家配他汽车他从不私用，甚至上下班也是自己去乘巴士。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这恐怕是受金开英的影响。

　　但在姑父离开北京前，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不过距离开北京饭店仅剩两个小时。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如何走向那片戈壁的。”

　　姑父轻靠在沙发上，似在追忆遥远的人生，眸子如幽谷般的静泊。“我是学化工的，”他说，“194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到了重庆。恰逢政府开发玉门油矿，号召青年参加油矿的开发工作。中国没有石油工业，建立像美国、苏联那样的现代石油工业是我大学时的理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姑父的回忆使我想起了在北京机场望着这群欢聚一堂的老油人生出的疑窦，想起了在颐和园与殷正慈的交谈。我问：“从全国各地到玉门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吗？”

　　“是的。”

　　“那么可以说当年玉门油矿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了。”

　　姑父唇间露出笑意，表示同意我的话。

　　其后的三年间，当历史的踪迹在我的眼前逐渐化为一座丰碑时，我确信姑父的赞同是正确的。

　　张骞通使西域，古道衷肠十三年，持旌节而返；玄奘朝圣天竺，历经艰险十六载，取真经而归，他们对事业的执着，使这条被世界垂青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人无畏、勇敢、勤劳品质的象征。

　　走向荒原，正是这种开拓未来的民族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东方奇迹
我采访的每一位石油老人，对我谈起玉门油矿时，都怀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因为那里不单有他们引以自豪的事业，而且在精神上也有着永生铭记的回忆。

　　老君庙油矿廉洁奉公的风气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很出名的。靳锡庚回忆说，那年我带着四个女儿坐在卡车上历尽艰难到达酒泉后，严爽找我谈话，告诉我，由于筹备处经费紧张，家属乘公车接规定要收费，考虑我的困难，路途补助就抵四个女儿的车费了。靳锡庚说，我没怪他，因为他是国家的好干部，不徇私情，公事公办。初到老君庙时，严爽的妻子没工作，子女多，生活比我还困难。为了生活，我俩都卖过东西。严爽作为长官，公家的便宜他一分钱也没占过。

　　不仅靳锡庚这样对我说过，我采访的每一个老人都对我讲，在老君庙没听说过贪污腐化的事情，这在旧中国是个奇迹。

　　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总地质师王子源是玉门老油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进矿时初中毕业，年仅16岁，是油矿职工学校培养的专家，史久光、童宪章都曾做过他的老师。他说，对玉门油矿最怀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关心，充满了友爱，纯洁得像一家人一样，否则就不会有他个副总工程师。他感慨地说，现在的人际关系怎么连半个世纪前的玉门油矿还不如？

　　王子源还向我肯定地说，当年玉门油矿的物质生活是很好的，半供给制，粮食只花很少的钱，既使是普通工人，主食也是面粉。对于附近的甘肃农村来说，油矿就是天堂。他负责任地说，石油河两岸的窑洞是油矿开发之初时应急而挖的，大庆油田开发之初不也住“干打垒”吗？随着油矿建设的发展，到1946年，油矿职工再也无一人居住窑洞，甚至石油河边早期建的房子也无人去住。不但职员可带家属分到住房，就是工人，到16级（共分25级）也可带家属分给住房。全国解放前夕，金元券横行，物价飞涨，老君庙却没有受什么影响，职工的生活依然过得去。玉门油矿毕竟是由爱国知识分子管理的一个戈壁滩上的孤岛。

　　采访中，我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前的玉门油矿是人间地狱吗？

　　每逢这时，老人们的脸上便表现出痛苦和无奈。这问题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谈他们怎样脱下学生装，冬穿老羊皮，夏穿合子布，在戈壁滩上与工人一起上井架、下油池、建炼厂、跑运输、办农场，以辛勤的劳动建设大西北的。

　　玉门油矿的第一座住房是先遣勘测队在老君庙旁支起的那顶帐篷，随着矿上人员的增多，在庙附近的山坡上又搭起了满处漏雨的土屋，不分职员、工人，都在这里居家饮食。油矿规模扩大后，又相继盖起了圆门宿舍、八卦房、九间房等一栋栋“干打垒”的土房。二十年后，在大庆会战中，这种“干打垒”竟又成了会战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住房问题的法宝。由于西北木材奇缺，在石油河边初建炼油厂时，两岸山崖上挖了许多窑洞供工人居住，以后住房增多，窑洞便废弃不用了。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这些窑洞当作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教材，于事实是不符的。当年油矿既不是私人企业，窑洞也是暂住，既使是油矿高级职员，所住的房子用五十年前的眼光看，在城市也属平民住宅。有一座房子叫“祁连别墅”，是招待所，也仅是名字好听而已，若与电影《创业》中“裕明别墅”豪华的场面相比，真如寒窑一般令纨袴之徒不敢安卧。

　　当年炼油厂文事课课长兼总务处福利课长的李林学先生在回忆征集建筑木材的情况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炼油厂厂房需要一根大梁，福利课派人寻遍整个肃州地区也找不到这样大的木头。一日，寻找人在酒泉县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外看到院内耸立着五棵白杨树，粗壮高大，正适合做大梁，便去商讨用高价收购。谁知这户主人怕伤风水，坚持不卖，后托大户的朋友去商量，依然不行。炼厂的工期催得很紧，李林学一筹未展。忽然他想到了酒泉驻军旅长马步康，当地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无人敢违背他的意愿，酒泉大树少，就缘于大部分被他征去军用，但因为玉门油矿直属资源委员会管辖，他对油矿的人却很客气。李林学想，何不以马步康来吓吓人？于是，他对那大户的朋友说：“我与马旅长关系很好，如果你这个朋友再不答应，误了工期，我只好找马旅长出面了，那样他会什么也得不到，不如直接卖给我们。”此话真的灵验，第二天大户就来请李林学去商议伐树。

　　石油专家们常恢谐地说，玉门油矿是上天赐给中国人的机缘。开办油矿，一要有水源，二要有燃料，这两个条件在大西北戈壁本是最缺乏的，可恰在玉门水有石油河的水，煤有祁连山的煤，真是福兮富兮。只是水在眼前，煤要自己动手去找。

　　初到老君庙的靳锡庚与孙健初一天骑着毛驴沿祁连山麓找煤。返回时，靳锡庚为了作些地形调查，与孙健初分手，另择路而行，不想迷失了方向。眼看日影西斜，幸遇到一个放羊人，方知自己南辕北辙了。返身连翻三座山，才望到老君庙附近的弓形山。靳锡庚又渴又饿，就在他几近无力抬腿时，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座山洞。钻进一看，洞不深，中间土台上供着一座“三清”牌位，牌位前摆着四个海碗大的馍，地上的瓦罐里还盛着水。这很像个道士隐遁修行的地方。饥肠辘辘的靳锡庚被那馍那水诱惑得再也走不动，坐在洞口等了一会儿，见无人来，起身到土台前抓起一个馍掰开就啃。不料想，白白的馍竟只是一层皮，里面全是黑黑的杂面。好在靳锡庚已饥不择食，捧起水罐一边饮水一边啃馍。馍太大，吃了半个就饱。走时，他从身上掏出仅有的一块银元放在供品旁，算是给道人的赔偿。靳锡庚在向我描述当时饱腹的情景时，摇摇头说，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馍了。

　　建在戈壁滩上的玉门油矿很像一座汪洋中寸草不生的海岛，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从兰州、酒泉运来，因此，建矿初期是很苦的。1941年油矿正式开发后，孙越崎就任总经理。此时的孙越崎作为实业家已遐迩闻名，他的成功不仅是他的学识和吃苦精神，更在于他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却又不被西方的经验所束缚，他有他的“孙越崎模式”，就是西为中用。他敢开先河，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为此，成为旧中国三、四十年代无人可匹敌的实业家。他上任后，开中国企业界第一个先河的便是办油矿农场，大搞职工生活，他认定，玉门油矿要在戈壁上坚持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