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的骗局- 第7部分

达利的骗局　二（6）
“达利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外号，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钱上尉’。”乐娃摩尔说。
　　“我会给穆尔上尉打电话，”伯纳丁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打。”
　　别忘了，我们身处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
　　“达利有时来巴黎疯马酒吧看看吗？”
　　伯纳丁大笑道：“达利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亚瑟夫人的法兰西趣屋，那里乐队里的男孩可是独具风采。还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装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欢去看多莉·凡·多尔，一个西班牙双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尔上尉艺术风格装饰的豪宅。尽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还是乘了出租车。穆尔上尉的豪宅位于优雅的第十六区，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这个区域里的隆尚林荫道上。我盛装出行，穿上银行家的标准服装：条纹衬衫、时髦领带、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这是第一次我没往口袋里装现金。以前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把钱缝进衬衫、内衣、裤腿，塞进我的袜子里。
　　我期待出现一个高大魁梧、军人举止的上尉。可他却又矮又瘦，
　　头发烫成波浪型，留着大卫·尼文式的胡子。达利的业务经理外表整洁，礼貌周全，表现出老式的良好举止。他有一张长脸（未免拉得太长了）、晒黑的肤色和故作浑厚的嗓音。由于他穿着灰色的“加莱王子”牌套装，上面有人字形图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温莎公爵。或者说他是大卫·尼文缩小后的模样。相互介绍完毕，穆尔上尉打开四四方方大档案柜的一个抽屉，拿出成百支圆珠笔聚合成的一堆东西给我看，上面长出黄黄的石笋，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问。
　　“达利的尿尿笔，”穆尔上尉大笑着说，“达利从旅馆房间偷走了这些笔，把它们都扔进一个抽屉里。有兴致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朝这些笔撒尿。他尿液里的矿物质氧化了金属，那些免费的笔就长出了这些奇异的石笋。这东西不是很美丽吗？”
　　我听得目瞪口呆。“达利怎么啦？”我问。
　　穆尔上尉耸了耸肩。“达利就是达利嘛。”他说。
　　“你不喜欢他？”
　　“他是我老板。我不是非喜欢他不可的。”
　　“达利现在在巴黎吗？”
　　“现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不，不可能的。达利这个时候在纽约。冬天里他总待在纽约。”
　　“要是达利在纽约，”我说，“那我就怀疑我从吉尔伯特·哈蒙手里买的印刷品上的签名了。”
　　穆尔上尉笑了。“去问哈蒙吧，”他说着打开了一瓶香槟酒。
　　“我想买一些达利的原作。”
　　“素描吗？”
　　“干吗不呢？”
　　“你身上带着现金吗？”
　　“当然，我带了现金。”
　　“美元吗？”
　　“不是，瑞士法郎。”
　　“给我看看。”
　　“我能先去一趟厕所吗？”
　　那天夜里，穆尔上尉、我以及化妆品巨头欧莱雅的首席执行官共进晚餐。跟我熟识、有私交的尽是上流社会人士和有名望的商界人士。这个交往圈子在迅速扩大，不管我去哪儿，不管我遇到谁，我都是在座的人中最年轻的。
　　“我想有一天能见见达利。”晚餐时我对穆尔上尉说。
　　“最好别见他，”他回答，“你会失望的。”
　　“失望？为什么？”
　　“达利是个色情狂。”
　　“色情狂？达利？”
　　“没错。”
　　我叹息一声。“毕加索、莫迪里阿尼、马格里特都已经不在人世，”我说，“我想达利是活着的画家中最有商业价值的。他独一无二。他使我富有。我，你，我们都是这样的。”

达利的骗局　二（7）
“也许是吧，”穆尔上尉说，“他也是个色情狂。”
　　我又叹息一声。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我曾是玩沙子和泥巴的小孩。这个小孩已不存在了，我非常怀念他。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想跟这些大人物一起玩球吗？我不是迟早要从这丑恶的买卖中摆脱出来，趁自己还没被活生生吞食掉吗？欧莱雅的首席执行官一定看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直勾勾盯着我看。
　　“加入俱乐部吧，孩子。”他说着拍拍我的背。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给我打电话。”穆尔上尉说。
　　他把我介绍给路易斯·罗梅罗—达利“钦定”传记作者之一，还有安东尼·里巴斯—加泰隆电影制片人，他正在为一部有关达利生平和爱情的传记片做前期准备工作，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达利。我心想，演员的选择真是乱点鸳鸯谱。夏洛蒂·兰普林饰演加拉这个角色同样不合适。电影没有拍成。但我倒是如饥似渴地从罗梅罗和里巴斯那里了解了不少达利的事情。我对他了解得越多，我谈买卖就越有技巧。我不放过任何一点零星的信息。
　　我去西班牙领取我从穆尔上尉那里买下的素描作品。这些随手乱画的东西都签了名，美观地镶在镜框里。这些签名跟哈蒙印刷品底下的签名一点都不同。
　　由于我打算从巴塞罗那的艺术商那里买到更多的达利原作，我随身带上屠夫藏在中国花瓶里的那些钱，将它们锁在一家西班牙银行的保险库里。两个月以后，我便记不起这是谁的钱了。我需要再找一个保险库来藏匿我日益增长的钱财。
　　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时不会讲西班牙语。我需要一个翻译，于是我问旅馆的接待员是否能帮我找一个能流利地讲法语、英语和德语中的一种，当然还要会讲西班牙语（他们称之为卡斯提语）的人。就这样我跟阿娜见了面。她开了一辆金丝雀黄、很破旧的老式福特“菲斯塔”车来到了旅馆，衣着鲜亮、正式，俨然是重大会议或研讨会的女主持。她走下车时，手里紧抓着一本折角的平装书。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橄榄油色的皮肤和栗色的眼睛。
　　“斯坦·劳－劳－劳里斯……？”她用极小的声音问。
　　我点头。我微笑。
　　“你好吗？”她用德语说。我们握手。
　　“你不说法语吗？”我问。
　　“当然会啊。”
　　“那么说法语吧。”
　　“悉听尊便。你不喜欢德语吗？”
　　“我不喜欢希特勒。”
　　她把书竖着握在手里，但我还是看到了书名。马尔科姆·劳里的小说《在火山下》。封面画的是墨西哥小店里一个烂醉的男人，颓然倒在桌子上。我心想，《在火山下》，有意思。
　　阿娜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加泰隆人。她能流利地说法语、德语，当然还有她的母语加泰隆语和西班牙语。她英语也说得不错。她在菲格拉斯住了好几年，这个边境小城以达利的出生地闻名。菲格拉斯也是达利博物馆的所在地。她的家人跟达利家族留在那里的人友好相处。一个名叫拉蒙·瓜迪奥拉的当地律师处理阿娜的房地产收益。瓜迪奥拉也是菲格拉斯的前市长和城里达利博物馆的第一位馆长。
　　“我是艺术品商人，”我说，“我正到处买卖达利的作品。我专做达利作品的生意。我了解很多这个人的事情，可就是不知道他的成长背景。我想弄懂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要你领我去看看。”　。　想看书来

达利的骗局　二（8）
“你去过菲格拉斯吗？”
　　“没去过。”
　　“卡达奎斯呢？”
　　“也没有。”
　　“里加港呢？”
　　“没有。”
　　“阿姆珀丹乡间呢？”
　　“没有啊。”
　　“卡达奎斯的渔村和里加港是达利的化身，”阿娜说，“阿姆珀丹的风景是许多达利绘画作品的背景。从巴塞罗那去那里开车需要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我想起在艺术图书和博物馆藏品目录上见过的达利作品的一些标题：《阿姆珀丹风景中一张立体脸的幽灵》《阿姆珀丹姑娘》《阿姆珀丹附近的风景》《寻求一无所有的阿姆珀丹药剂师》。这些绘画作品性感、怪诞，寓意似乎颇具危险性。
　　“我们去这些地方吧。”我说。
　　“我按小时收费，”阿娜说。“路上花费另加。”
　　没问题的，才五分钟我就爱上了她。
　　坐进她的福特“菲斯塔”车，我们从巴塞罗那开车前往希罗纳和菲格拉斯，探索荒凉且美丽的阿姆珀丹乡间。从希罗纳和菲格拉斯往东走，进入西班牙的东北部，我们得穿越辽阔的开放空间，天空显得很高远，四周环绕着柔和、葱绿的山丘。山丘上盛开着鲜艳的罂粟花。风景里到处散布着迷人的庄园和石头建筑，还有质朴的农舍、农庄，一律都是粉色的石瓦交错的屋顶；方塔堡垒似的矗立。我们爬上海岸线边的礁石。我坐在起伏的石脊上，探身下去想从水里捞起一个贝壳送给阿娜。一只寄居蟹挥动橘红色的螯把我的手指赶开。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是极美丽的地中海景色。男孩们往海里扔着卵石。坐在礁石上，我可以想象达利就在这片海滩上。在他画于1934年的《性吸引的幽灵》中，画家把自己画成身穿水手服的男孩，就站在我此时待着的地方。男孩抬头看一个巨大可怕、残缺不全的躯体。远处一块形状特别的岩石又在《伟大的自慰者》中被借用了轮廓，这幅画作于　1929年，是离经叛道的作品。我忽然领悟到：达利在他的形成期只不过是个风景画家。阿娜解释说这些岩石是一个位于南山和北山之间的古火山喷涌岩浆流淌到这里的遗迹。炽热的岩浆河停滞下来时形成了复杂的层次，岩浆在海岸沿线爆裂、侵蚀和曝晒，从滚烫石头上冒出的巨大气泡使岩浆破裂和形成洞孔。
　　“这就是你带上那本书的原因？”我问。
　　她笑了。“不，不，那只是一个巧合。”
　　“我可不相信什么巧合。”
　　我把阿娜带到布拉瓦海岸的一家华丽的餐厅。它在跨越连绵起伏的罗萨斯山峦的一条崎岖小路的尽头。埃尔布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