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接境，以守为攻；北面是友军，不必操心。看准了周围情况，先伸出南面的钳子，吞并和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形势已经和一年前大大不同了。
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以此，很尊敬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作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大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而且，你不养，跑到敌人那儿或者被别人养去了，却会坏事。为了这个，他禁止部下将官和儒士交结，不许别人养士，却自己来包办，养所有肯被养的士。并且，还有一个大好处，士多半在地方上有名气，老百姓怕他也服他，把士养了，老百姓也就大部分跟过来了。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之，每逢新占领一个地方，必定访求这地方的读书人，软硬都来，罗致在幕府里作秘书，作顾问，作参谋。徽州的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对元璋后来的事业极有影响。
从渡江以后，还是遭遇到粮食的困难。几年来到处战乱，农村壮丁大部分从军去了，土地上的劳动力大大缺乏，加上战争蹂躏，粮食收成减少。各处军队的给养，形式上张贴大榜，招安乡村百姓缴纳粮草，叫作寨粮，其实还不是等于抢劫。生产减少，消费量相对增加，百姓饿死多，军队更加吃不饱。扬州的青衣军甚至拿人作粮食。在行军的时候，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元璋军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捎粮说雅一点是征粮，老实一点呢？抢粮。检刮这一词的来源，是同时候苗军创的。苗军打仗，靠检刮供给，检刮的意思是抄掠，不过比较上分量还重一点，重到刮干净不留一点儿的地步。这种办法，不打长远算盘的时候，倒也方便。局面一开展，计算一下，政权的巩固靠老百姓服从，要粮要税都出在老百姓身上，全刮干了，下次向谁要？而且，把老百姓逼到无路可走，他们也会反抗，不是自找麻烦吗？常遇春和胡大海都打报告，以为寨粮这办法要不得。元璋想了又想，要立下一份好基业得另想办法：与其向老百姓抢，不如自己来生产。古书上有过屯田的例子，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田生产，供给军需；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且耕且战，几年工夫就成绩显著，仓库都满了，军食也够了。才明令禁止征收寨粮，人民负担减轻，足食足兵，两方面全顾到。这年十一月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制作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战斗，作为维持地方安宁的力量，抽出正规军专门进攻作战。这样，把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而为一，不但加强了战斗力，也同样加强了生产力。这一番作为，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群雄都先后失败，惟独这个新起的小头目所以成功的原因。
三 大元帅、大丞相（4）
外围的威胁解除，内部的生产有了办法之后，元璋的眼光立刻转移到浙东、西的谷仓。步骤上先取皖南诸县，巩固后方基础，再由徽州进取建德路，改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构成侧面包围婺州的形势。十二月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军旗上挂着金牌，刻着“奉天都统中华”字样。攻下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于省门建二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两傍立两个木牌，写着：“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作“于南城上竖立大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大宋作大统。大统无意义，显然是后来窜改的。婺州是两百多年来的理学中心，号为小邹鲁，经过多年战乱，学校关门，儒生四散，没有人讲究这一套不急之务。元璋一进城，立刻聘请当地著名学者十三人替他分别讲解经书历史，建立郡学，请学者当五经师和学正训导，内中最著名的是宋濂。他开始和儒学接触了，受宋儒的影响了。这一政治上的作为，固然是收拾人心——尤其是读书人——的最好方法。同时，一个红军头目，宣传明王出世的明教徒，却请人讲孔孟的经典，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变了，虽然作的是小明王的官，喊的是复宋的口号《明太祖实录卷六》。。
婺州攻克以后，分兵取浙东诸地。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国初事迹，俞本纪事录。。八月，元将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丰。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诸暨和衢州、处州，东南被孤立的元朝据点，次第消灭。他的领土遂成为东面北面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有定的局面。四邻的敌国，比较起来，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方国珍、陈有定志在保土割据，并无远大企图。因之，元璋在整个军事计划里，又改变重点，采取对东南取守势，西北线取攻势的策略。拿张士诚和陈友谅比起来，士诚顾虑多，疑心重，友谅野心大，欲望高；一个保守，一个进取。以此，在东西两面的攻势又分先后缓急。对士诚是以守为攻，扼住江阴、常州、长兴几个据点，使士诚不能向西进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使友谅分兵守卫假定被攻击的要塞，军力分散，不能集中运用。
第二年正月初一，元璋亲自写一副春联：“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贴在中书行省大门。论官是大宋的丞相，可以代表皇帝任官发令；论军职是上将，可以便宜征讨杀罚，好不得意。
浙东虽已大部平定，地方上有名望的几家豪族，尤其是刘基、叶琛、章溢这几个名士，原先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里的，产业大，学问好，计谋多，能号召人，地方上什么事都得听这些人的话。元璋在这区域建立了新政权，他们嫌红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元璋派代表礼请，也用好话辞谢。处州总制孙炎再使人威逼，不出来怕不得安稳，才勉强于三月间到应天。元璋大喜，大闹排场，盖了一所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这几个人思想上继承宋儒的传统，身份是地主，社会地位是豪绅巨室，而且都曾作过元朝的官，平时对红军没好话，不是骂“妖寇”，便是“红寇”，“红贼”，为了元朝地方政权抵抗不了红军，自动办民兵，建堡砦，保卫身家产业和地方。元璋千方百计逼他们出来，不单是博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誉，也不单是怕他们和部下将官勾结玩花样，同时也为了取得他们的帮助后，地方上人民没了头脑，自然安定无事，是个擒贼擒王的意思。这些儒生都是遵守礼法惯了的，头脑也是保守惯了的，和红军那一套杀官长，打地主，捧明王，念弥勒佛号的宗教情绪，完全不合调。既然旧主子垮了，扶不起来，无法施展才能，新主子又并不嫌弃，不算旧帐，也就改变主张，利用朱元璋的雄厚军力，帮助建立新朝代，在新政权下继续维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秩序和习惯、文化，以贵人役使贱人，富人剥削穷人，有知识的和有武力的结合起来统治不识字的和种田地的人，来保持豪绅巨室们的既得利益。结果，自然而然，和出自明教诸将，成为地主与贫民、儒生和武将的对立局面。元璋也存心利用豪绅巨室的合作，孔孟儒术的理论粉饰，来建立自己的基业。他在红军实力还在，对元朝的强大军力进攻还得靠红军掩护牵制的时候，是小明王的臣下，发命令办事都用“皇帝圣旨”，开口大宋，闭口圣宋，像煞是宋家的忠臣良将；一到小明王军力完全被元军消灭以后，就公开倾向儒生这一边，开口“妖寇”，闭口“妖贼”，好像从来没有当过“妖寇”、“妖贼”似的。谈孔说孟，引经据典，自命为恢复旧秩序、保存旧文化的卫道者了。从此以后，他受了这批儒生的影响，思想作风和“大宋”日益疏远，和儒家日益接近。
一个红军小头目的亲兵，十年前还是红布包头，穿着战裙战袄，手执大刀，听战鼓一擂，就得冲锋砍杀的，如今居然长袍大袖，八字步走路，斯斯文文，满嘴三皇五帝，四书五经，谈今说古，写对联，发手令，成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说教人了。这变化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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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鄱阳湖决战（1）
弥勒教徒彭莹玉从元至正四年（公元1338年）袁州起义失败以后，秘密在淮西一带传布教义，组织民众。这人信仰坚定，有魄力，胆子大，又会说老百姓自己的话，给苦难的人以希望和信心，深深得到农民的敬爱。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四年，成千成万人的指望到底开花结果了。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和铁工麻城邹普胜、渔人黄陂倪文俊发动号召，组织西系红军，举起革命的旗帜。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业，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所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的消失了，回到了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在第四版中，吴晗找到了彭莹玉牺牲的资料，对其归隐的说法作了修证——出版者注）。十五年后，罗田还有人假借他的名义，铸印章，设官吏，结众起事，可见影响入人心之深。
徐寿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