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他这令人称奇之处，正是一种生命的魅力长盛不衰以及自我的张扬。
文怀沙一次手部做手术。为他做手术的护士大口罩遮住下半张脸，露出的一双黑眼睛又大又黑又柔又亮，护士的美令文怀沙惊呆。当医生要为他注射麻药时，他却说只要望着这美丽的护士就不必注射麻药了。果真，他没有注射麻药就成功地做了这次手术。他曾在电视里讲起这件事。有人说他太*，有人认为这位“国学大师”似乎还有点不正。但为什么不去想一想，给他做手术的医生为什么同意他这种“几近荒唐”的想法？其实，当时医生听得出，他没有半点狎邪，只有对美的崇拜与神往。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居然还像年轻人那样痴迷于异性的美和人性的美。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惟年轻人才有的生命激情。当然，他还有一种潜在的心理与精神，就是对生命的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挑战。
我想，肯定是他这种不常见的甚至是“反常”的想法，把医生打动了。他在完成一次非常规的手术的同时，也完成了一种对生命春天的重温，还有对自身生命活力的自信。
我想，之所以我喜欢他，除去渊博的学识，更是喜欢他这种精神。这种直逼生命，始终把握着生命主动的健康的生命态度。
为此我亦明白，一年之始为什么忽然想起他来。是由于这一天是新的一轮生命时间的开始。我们都会对上天赐予新的一段生命时间而心怀感恩之情，同时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生命活力纵情挥洒，就像文怀沙不，我的“文老弟”这样。
写到此处，我竟然惊奇地发现，玻璃±里散发出的春色的光竟然映绿了±子周围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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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陆（1）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断，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南的水乡。
老陆是我对他的称呼。国文和王蒙则称他文夫。他们是一代人。世人分辈，文坛分代。世上一辈二十岁，文坛一代是十年。我视上一代文友有如兄长。老陆是我对他一种亲热的尊称。
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而邂逅，大家聚餐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他便多一分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从维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插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我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对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总是抱之以一种欣赏甚至是享受。
这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与世无争”。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思想则上做和事老。凡是读过他的《围墙》乃至《美食家》，都会感受到他的笔尖里的锋芒。只不过他常常是绵里藏针。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做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我到无锡开会，就近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拙政、网师诸园。一边在园中游赏，一边听他讲苏州的园林。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T’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我接着说：“还像吃桃子，吃去桃肉，里边有个核儿，敲开核儿，又一个又白又亮又香的桃仁。”老陆听了很高兴，禁不住说：“大冯，你算懂小说的。”
此时，眼前出现一座水边的厅堂。那里四边怪石相拥，竹树环合，水光花影投射厅内，厅中央陈放着待客的桌椅，还有一口天青色素釉的瓷缸，缸里插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书轴卷。乃是每有友人来访，本园主人便邀客人在此欣赏书。厅前悬挂一匾，写着“听松读堂”。老陆问我，为什么写“读”不写“看”，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相生”或“诗是无形，是有形诗”。这些诗意与文学性藏在中，不能只用眼看，还要靠读才能理解到其中的意味。老陆说，其实园林也要读。苏州园林真正的奥妙是这里边有诗文，有文学。我听到的能对苏州园林做出如此彻悟的只有二位：一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他说苏州园林有书卷气；另一位便是老陆，他一字道出欣赏苏州园林乃至中国园林的要诀：读。
读，就是从文学从诗角度去体会园林内在的意蕴。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究竟在哪里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色香味俱佳，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最后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玉液，入口却是又清爽又鲜美，直喝得胃肠舒畅，口舌愉悦，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好似来了灵感，他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 。。
怀念老陆（2）
我笑道：“老陆，你的一切全和小说有关。”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副主席。据说苏州当地政府不知他这职务是什么“级别”，应该按什么“规格”对待。电话打到北京，回答很模糊，只说“相当于副省级”。这却惊动了地方，苏州还没有这么大的官儿，很快就分一座两层小楼给他，还配给他一辆小车。老陆第一次在新居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
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不知这摆手，是否定这个瞎诌的玩笑，还是羞于再提那次的傻实在？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那是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开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框由天津出发，车子走了一天，凌晨四时途苏州时，司机打盹，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框玻璃粉粉碎。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身在苏州的陆文夫却听到消息。据说在他的关照下，用拖车把我的车出沟，并到苏州一家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这便使我三天后在上海的展得以顺利开幕，否则便误了大事。事后我打电话给老陆，几次都没找到他。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这气质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如南水乡的宁静、平和、清μ与透彻，还有韵味。
作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具有生养自己的地域的气质。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的精灵。比如老舍和北京，鲁迅和绍兴，巴尔扎克和巴黎。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生命与土地的生命渐渐地融为一体从精神到形象。这便使我们一想起老陆，总会在眼前晃过苏州独有的景象。于是，老陆去世那些天，提笔作，不觉间一连了三四幅水墨的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我听了一怔，再一想，我明白了，我怀念老陆了。
在雅典的戴先生
纪念戴爱莲
这两天太忙，各种没头绪的事扰在一起。可即便忙得不可开交时，也会觉得一个不舒服的东西堵在心头，稍有空闲便明白：是戴先生永别我们而去了。于是种种片段的往事就纷纷跑到眼前。
戴先生是大家对戴爱莲的尊称。戴先生对中国当代舞蹈的贡献世人皆知，因此二十年前初识她时，深深折下腰来，向她恭敬地鞠一个躬。戴先生的个子不高，见我这六尺大汉行此大礼，不禁哈哈大笑。其实个子再高的人，心中对她也一定是“仰视”的。
平日很少能见到戴先生，偶尔在会议上才能碰到她，料一次竟有十天的时间与她独处。那是1996年，我赴希腊参加IOV（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举办的“民间文化展望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许多金发碧眼和鬈发黑肤中间，正巴望着出现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后用中文叫我：“冯骥才，是你吗？”我扭身一看，一位略矮而轻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满头银发，肩上很随意地披一条暗红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马上认出是戴先生。让我认出她来的，不只是她清新的容貌和总那样弯弯的笑眼，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家的气质。我不禁说：“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显得很高兴。她说她是IOV的执委，从伦敦过来参加会。她也希望碰到一个中国人，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我。
我与她之间一直有一种亲切感。这可能由于她与我母亲同岁。再一个因很特别，便是她的汉语远不如英语来得容易。她的发音像一个学汉语的老外，而且汉语的词汇量非常有限。然而，语言能力愈有限，表达起来就愈直率。我喜欢和她这样用不多的语汇像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