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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雨果，他说在那种专横独裁统治之下，老百姓就是“昆虫”。用于苏斯的话来说：“老爷有一条规矩：什么也不要干；平头小百姓也有一条规矩：什么也不要说。沉默是穷人唯一的朋友。他们只可以说一个字：‘是’。承认和同意就是他们的全部权利。”这就是“昆虫的智慧”，“一动不动才能保住身体安全”。
当然，这种“昆虫的智慧”在雨果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他们的欧洲，已经不大使用了，“九三年”也已经成了历史，欧洲正在突飞猛进，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的人权正在成为生活的习惯，贵族，甚至像拿破仑那样强有力的君主也只是回光返照的强盛了，尽管雨果还在流放。像他所说的：戏剧是“为了今天而复活起来的过去”，那么小说也是这样，它像历史一样，复活着失去的东西，“是拿来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相比较的祖先们所创造的历史”，这里面有两类：一是我们倍感惋惜而力图重新拥有的，二是我们当作耻辱来警告后代的。
九、法国
法国在十九世纪有了雨果，沉默的大多数们，便不再沉默了。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但他说得好。这就是文学胜过哲学和历史学的地方，文学调动起人们的情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调动起思维和逻辑的力量。
和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一样，雨果显得从容，而陀显得沉重和焦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情节好象是缺乏整体的构思，它像是被一种可怕的力量推向不可知的远方的巨大车厢，承载着许多人类的情感在黑暗中呼啸而去，读者常常感觉到命运难测，这车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撞毁和爆炸。但是雨果却仿佛漫不经心地按照他的戏剧家的把戏在玩着，他留下了伏笔，然后海阔天空地跟你摆起了龙门阵，当你正在被他引入黑暗恐怖的情景中的时候，他就突然把灯光打开，揭开那伏笔的扣子，然后开怀大笑。
我现在看到了人贩子们留在海上漂流的葫芦被启封的这一章。这个伏笔终于有了结果，非常巧妙的设计，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大肆渲染那地狱似的监狱的恐怖情景了，他就是要捉弄一下读者，而被捉弄的人会笑起来说，被我们的大师捉弄一下是很有趣的事情。
在此之前，他一边描写格温普兰和蒂那再纯洁不过的爱情和格温普兰身上那并不受阶级限制的情欲，一边尽情地讽刺专横和独裁。
有时候在读者开始打起瞌睡的时候，他就用戏剧的把戏把他们叫醒过来，有时候他故意把你引入歧途，让你自以为是地前进着的时候，他却突然证据确凿地说：“喂，老兄，你看，道路在我的脚下呢。”
那么好吧，我还是跟着你走，雨果先生。
十、离开政治
离开政治，想想爱情。可是想不出什么名堂，爱情？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就那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伟大领袖的这句话有道理。格温普兰和蒂之间的爱情就是有缘有故的。一个危难中的孩子救了另一个孩子的命，格温普兰专门做好事的善良是值得爱的，而作者安排得巧妙，也很残忍，把一个变成破了相的笑面人，一个变成瞎子，像一个古代的传奇，在贫穷患难中建立起来的相依为命。
可是雨果先生把情和欲分开，把情赋予“蒂”，把“欲”赋予海妖一样的公爵小姐约瑟安娜。爱情和情欲比起来，好象后者更显得平等，不分阶级。是对贵族政治的讽刺和破坏。
才子佳人小说常常写贵小姐爱上穷书生，但通常都是为穷书生金榜提名作准备的，其结局多半是要提升爱人的阶级地位，否则这爱情就死路一条，只能黄花枯萎结不了婚姻的果。那么看起来，其实“门当户对”主要是说婚姻的，并不是说爱情，爱情也是不分阶级的，问题只是在于爱情太过于脆弱，受不得世俗变故的搅扰，经不起各种享乐欲望的折磨，通常都要靠边站，成为人吃喝玩乐之余的消遣。
世上的婚姻和爱情实际上常常是各说各的话，各干各的事，但表面上却又总要挂起勾来。婚姻肯定要考虑家庭，考虑经济，考虑面子，有时要考虑事业，至于男人女人之间的情意，往往只是考虑好感，不讨厌，过得去。还有根本就连好感也没有的婚姻，或者说一种虚假的好感。这种虚假的好感只是靠财产和面子维系起来的，一旦这方面出现变动，婚姻就难免动摇以至解散。
把爱情单独拿出来说，它会考虑什么？这真的说不清楚，我有时觉得爱情的根源是一种生物特征，发源于组成人的肉体的那些细胞的爱好，起源于这些细胞的感觉。在众多的人中间，为什么就会爱上那一个人呢？恐怕是那个人的声音、外貌、气味、走路的姿势、总之一举一动都使另一个人的浑身的细胞都像被痒痒挠挠住了一样。所以，那些不要命的爱情故事都是这些不要命的细胞们合伙干出来的，它们在人的内部以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推动一个人前进。但是，无意识是一方面，意识又是一个方面，道德会在意识的领域里发号施令，它控制那些细胞们的冲动，这种控制，也就是压抑，压抑也就是痛苦。单方面的爱情常常是这样的。
而爱情和情欲的区别就像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百的区别，那百分之一的一点区别就是奉献的快乐和占有的快乐之间的区别。爱情使人渴望把自己奉献给他爱上的人，他把爱人奉为主人，自己降为奴仆，而情欲是相反的。
爱情、情欲、婚姻、道德，这四样东西都在一个人身上，他们往往不能和平相处，而喜欢斗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十一、贵族政治为人类
贵族政治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常说的那样，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步。
在贵族和君主的斗争中，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里的渔翁就是人民。但人民不是具体的人群，而是具体的群众的抽象。具体说起来，渔翁是市民阶级或阶层。
对于君主来说，贵族是一种民主力量、监督力量，像雨果所说的，这个阶级处在君主和平民之间，“贵族阶级好比一道墙，一边挡住国王，一边保护人民”，“它阻止了君主专政，建立起保护人民的栅栏”。但是，这道墙，这些栅栏仍然要被推倒，被保护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而贵族不过是为了与国王斗争而利用人民，而施舍给人民一点好处，只不过他们掉以轻心了，他们为了加强自己对抗国王的力量而释放出来的这个囚犯，不是一般的囚犯，而是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
人民——那时侯就是资产阶级——不仅要索还国王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而且也要逼着贵族还债。
其实，因为这个贵族阶级，相对来说，欧洲人是幸运的，没有遭受中国人所遭受的几千年之久的君主专政。
欧洲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太不一样，主要的就是社会阶级的结构。在贵族阶级之外，有一个主要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在相对顺利地发展着。而更主要的是，工商业本来就欧洲贵族阶级的取财之道，贵族和君主并没有遏止工商业的欲望，他们只是想用特权来控制它。而在中国却有一个强大的农奴和农民的阶级，这个阶级和工商业者有某种矛盾，农民的最大要求是土地的平等，而商业却常常打破这种平等，在表面上看来，政治权力和金钱的权力同样制造出失地的农民，而生产力不能吸纳这些人进入城市。流民，是一支急待重返土地的大军。王朝的更替，某种程度上就是土地——农业的最基本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
在中国的古代，贵族，作为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既是君主的敌人，又是农民的敌人，因此，农民和君主的结盟，早早地埋葬了这个阶级，农民阶级把自由和良心都交给了君主，而君主回报给他们的，就是不再依赖血缘的荣华富贵的幻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以官僚为中心的社会关系。
新的特权代替了旧的特权。
贵族对于君主来说，是民主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对于贵族来说，又是更大的民主力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很早就消灭了贵族阶级，“赵氏孤儿”的故事早就已经成为政治绝唱的国家，在这样的官僚特权统治的国家，那更大的民主力量在哪里呢？这里已经没有中间的那一道墙，在最高统治者和一个平民之间，似乎已经打通了直接沟通的道路，在古代，一个流氓也可以做皇帝，君主专政之下的权力已经不再需要高贵的血统。农民阶级决不会产生消灭皇帝的要求，因为皇帝不过是一个农业家庭的家长的象征。只有新的阶级才能够提出新的要求，只有生活在契约关系中的人才会将政治与伦理分开。资产者和工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靠的是契约而不是伦理。如果说在选择统治者的事情上，工人的自由是一种可怜的自由，那么在选择被统治者的事情上，资产者的自由则是实实在在的，而资产者和资产者之间是平等的。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蕴涵了君主专政破灭的根源。君主专政是他们的平等生活的累赘和负担。
但是，官僚却要另当别论，官僚的生命力比皇帝强得多。在一个有贵族阶级的地方，对于官僚的监督来自于君主和贵族，贵族作为君主的监督者同时也就是官僚的监督者，因为官僚就是君主的手脚。英国贵族的上议院以及由他们扶持起来的下议院成为了给资产者的民主馈赠，人民接过了这个民主的形式，继续保持着对于官僚的监督。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种历史的遗产，在这里，倒好像官僚才是普罗米修斯，人民推翻了皇帝，到好象是把官僚这个普罗米修斯释放出来了。
在英国，是先建立了民主的政体，然后才有了文官体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