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鲍勃的命令，一会儿又接到哈维的命令。’而哈维和鲍勃很多时候意见并不一致，唯一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开支上妨碍整个剧组的运作，在这方面两个人配合得倒是完美无缺。他们一个劲儿地喊叫和抱怨开支问题，由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任何一致，他们才是开支膨胀的最大原因。我的结论是：‘是那两个孩子，兄弟俩，把这里的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我被招进剧组是充当一个侦探的角色，但我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我的客户本人。”
1984年9月中旬，剧组正式开机。双导演体制跟双头驴子一样稀罕，每当需要作决定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应该这样拍还是应该那样拍。“他们在管理问题上无休止的争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开始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有时这种争执会持续15或20分钟。”西尔弗回忆道，“他们在片场永远如些。”他们意见不一致时——而总是如此——就得同时用两种方法来拍，试图把分歧留在剪辑室里再解决。
另一方面，温氏兄弟对演员也不闻不问，这些本来就很敏感的人需要多加关爱，尤其是那些经验不足、要价不高的年轻演员。（玛丽·沃德［Mary Ward］扮演那位“有趣情人”的角色，玛莉莎·托梅［Marisa Tomei］是第二次上戏。）她们对这种粗野的叫嚣和藐视不知所措，而这却是温氏兄弟导演武器宝库里唯一的技巧。据一位总在现场的人回忆道：“鲍勃在视频监视器后面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经过一番放松，精神焕发后就出来整你。接着哈维又去放松一番，然后又叫嚷一番。这很像轮流指导。有一天，他们竟然把沃德弄得歇斯底里地哭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整她，冲她叫嚷。她说：‘不是一个导演冲我喊叫，而是两个。’”
据西尔弗说：“有过这种遭遇的不光玛丽·沃德一个人。我在剪辑室里也看到有人被整哭过。那两个家伙太专制、控制欲太强了。他们会因为头一天他们交代过的事情冲你发火，第二天又说他们根本就没交代过。有些事情这一刻做得很棒，下一刻就又很糟糕。我已经习以为常。许多人在拍片期间连性格都改变了。那简直像一场战争，让人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最初那段时间，我想，碰上这两个家伙真是倒霉，两人的脾气太暴躁了，根本无法通融。当他们盯上你要整你的时候，那样子好像你对他们构成多大威胁，这种时候你只想撒手一走了之。‘好吧，也许是我无能。’他们让你生活得痛苦不堪。”最后，西尔弗只好辞职。“我的工作职责是‘控制欺诈行为’。但无人能胜任这项工作。”
由于温氏兄弟既是制片又是导演，没有人敢说“不”字。当时也被列入制片人名单的布鲁尔回忆道：“对他们来说，倾听别人的意见真是太难了。‘但是，如果你执意如此，花你自己的钱好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从其他地方拿钱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西尔弗继续说：“谁也不知道预算是什么。其实根本就没有预算。完全是一团糟。即便到今天也说不上那部电影最终花了多少钱。如果说投入了800万，我一点也不惊奇。数周时间就开销几百万。”
影片投资公司派戴维·科达（David Korda）到片场以示警告，科达是导过1939年版的《四根羽毛》（The Four Feather）的导演祖尔丹·科达（Zoltan Korda）的儿子，乃著名的英国电影世家子弟。其间，J&M公司派前联美公司主管克里斯·曼凯维茨（Chris Mankiewicz）到这列逃亡列车的轨道前方拦截。曼凯维茨跟科达一样生于电影世家。他父亲是乔·曼凯维茨（Joe Mankiewicz，即约瑟夫·曼凯维茨［Joseph L。 Mankiewicz］——中文版编者注），执导过经典影片《关于伊芙的一切》（All About Eve，又译《慧星美人》——中文版编者注），而他的叔父赫尔曼·J（Herman J）则担任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编剧。“那是在迪克西维尔的一个见面会上，”曼凯维茨回忆道，“两个人中充当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哈维，这个喜欢咆哮和尖叫的家伙与鲍勃，这位顽固不化的家伙，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拍这部影片，但谁也不肯承认这一点。从这两个粗鄙的、来自布法罗的野蛮人身上看不出任何导演的才华。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倒是那种极端缓慢的生产速度和惊人的犹豫不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部剧本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影片，是一笔可怕、乏味的搞笑买卖。温氏兄弟要导弗兰克·卡普拉式喜剧，完全没门。我认为他们属于假冒内行的骗子。我不相信谁会给这种人投钱来拍电影。在那个年代，作为客户他们算是很残忍的了。每次哈维碰上我都要戏弄一番。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场温斯坦式的嘲弄更让人愤怒不堪的了。他非常无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很像迈克·泰森（Mike Tyson），仿佛他就等着比赛的铃声响起好进行一番搏斗一般，大家都会凝神屏息，心想他会把对手捏得粉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这样牲口般强硬的人。”
美国制造 1989（16）
“印象中哈维对电影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对电影的历史或者自己推崇的电影什么也说不上来。”曼凯维茨接着说，“可以想像得出，他在科达或曼凯维茨家人旁边永远不会问：‘给我讲点你爸爸或叔叔的事情吧。’我认为他对戴维·科达家族或者我们家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从小就认识许多伟大的编剧。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诗人或者作家的气质，有一种艺术情怀。你永远无法把哈维跟缪斯联系在一起。不管他是去拍电影、做面包或者生产枪械零部件，在他眼中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为了满足一种雄心勃勃的感觉。他也不过借此找口饭吃或者想发一笔横财而已。”
影片的拍摄工作一拖再拖，计划封镜的日期已经过了几天、几周，直到48天以后，电影投资公司要求在1984年11月10日封镜。据马丁·刘易斯说，温氏兄弟知道电影拍得不好：“他们想拍得更好一些。但他们把工夫都下在音响上了。他们发动了天主教区和犹太人区的热心者来帮忙。他们找到了汤森，皮特·汤森！从他那里搞到一首Life to Life的歌曲。他们还搞到菲·科琳斯的一首歌，虽然是从专辑里挑出来的，但那首歌本身并不坏。这两个家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讨好更老的人群，于是又找到了彼得·弗兰普顿（Peter Frampton）。他们还想讨好非裔美国人，于是又找到斯莱兹姐妹组合（Sister Sledge）。他们覆盖了人类所知的几乎他妈所有的人群统计样本。他们献出歌曲，完全是因为受到无情的魅惑、强迫和哄骗。‘就请帮我们一个忙吧，我们拍了一部电影，需要你帮一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本领远在做导演之上，但你不得不佩服这点。如果对方不肯答应，他们是不会走的。他们就像终结者，绝不轻易罢休。”
哈维把罗伯特·纽曼和他在布法罗时代的伙伴吉姆·多伊尔（Jim Doyle）留在纽约照看生意。但是；少了温氏兄弟的悉心关照，工作干得很艰难，尤其由于剪辑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见者有份》又在消耗生命资源，更不用提现金了。布鲁尔说：“《见者有份》绝对削弱了米拉麦克斯的财力，使它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可怕。”刘易斯字斟句酌地补充说：“他们一心想把《见者有份》做成功的激情跟这部影片的质量完全不成比例，比他们跟我的关系还要紧张得多。我没有感觉到灼热，而是一种伤害。当你打算举办一个聚会，每个人都邀请到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这时，你会坐下来说：‘可以了，只能如此了。’但温氏兄弟却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停下来。如果要取得成功，那必须是大获成功才行。他们一直在追逐那种成功。”
也许是其音轨的缘故，环球公司在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ice）王朝日渐式微的日子里捡起这部影片，然后又随便地将其扔掉。普赖斯的继任汤姆·波拉克（Tom Pollock）说：“它的命运就像哈维处理的其他许许多多影片一样。”刘易斯接着说：“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说这部影片有多了不起，环球愚弄了我们一把。我们要再拍一部。于是就有了《见者有份2》。然而他们却说：‘我们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们得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他们的特长在于，他们懂电影，对电影满怀激情，可以把电影推向市场。他们一直走那条路线。”
哈维和鲍勃回到米拉麦克斯，但公司已经面目皆非。米拉麦克斯为《见者有份》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如为温氏兄弟剪预告片的埃德·格拉斯（Ed Glass）所说：“那部影片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般打个不停，拍摄、剪辑、补拍新戏、又重新剪辑。经历数不清的咆哮和叫骂后温氏兄弟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它几乎伤害了每个接触过这部影片的人。”最后，公司原班人马逐渐凋散。据多伊尔回忆：“影片发行后过了几天或者几周，大家一个接一个离去。哈维和鲍勃对这部影片的失败十分恼火和失望。毕竟他们也曾经为之付出过辛勤劳作，但是那段时间确实太恐怖了。”从高中时就跟哈维相识的布鲁尔走了。刘易斯也走了。多伊尔接着说：“纽曼也决定不再介入，他也走了。我经常听到他们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鲍勃这样说，哈维那样干，我真受不了，吉米，我想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了。其他人也愤愤不平。于是我说：‘我也不想干了。’”米拉麦克斯飞速上升的第一阶段就这样谢幕了。
美国制造 1989（17）
《见者有份》溃败后，温氏兄弟又开始发动这驾马车。他们推出的第一举措是补充公司已经所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