蠼�18E，新办公室位于麦迪逊和第5大道之间，这是一幢潮湿、阴暗的大楼。从第16层电梯走出后，右侧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个楼层，但同样显得很拥挤。他们甚至延伸到一个兔子窝般的小空间里。房间里装着冰凉的日光灯，吊顶的天花板，窗户很少，坑坑洼洼的墙壁看上去好像中了好几枪。这里比《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中的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占据的空间大不了多少。地毯的某一处凸了起来，人在通向30英尺长、12英尺宽的走廊时偶尔会被绊一下。通道间挤满各种桌子。多伊奇曼都纳闷哈维怎么挤着他庞大的身躯，从这些东西旁边走过去来到他那位于遥远尽头的办公室。鲍勃和哈维的办公区挂满了生产进度表以及《燃烧》和《见者有份》的海报。埃德·格拉斯常常去这幢大楼里看牙医。“我经常去那里，要么去看我的牙医，要么去看哈维和鲍勃。”他回忆道，“我不知道哪件事更令人痛苦。两件事都让人不痛快。那种感觉就像被一辆10吨重、径直向前冲来的卡车反复碾压一样。”
有一次电梯坏了，哈维只好爬上楼梯。据一位员工说：“他大口地喘着气，我们以为他快要死了。”哈维属于A型血性格，经常失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同时还在减肥，再加上可怕的体重的拖累，已经出现冠心病的征兆。温氏兄弟古灵精怪的妈妈米丽娅姆还带上奶油干酪馅饼（rugulah）定期来看他们。据利普斯基说：“鲍勃经常冲她发火。他们经常让她等候，有时长达一个小时都不见兄弟俩出来，即使出现了也要压缩见面时间——‘时间到了。’他们经常这样说，‘把馅饼拿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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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娅姆是如此甜密，“你无法想像这两个家伙是怎么由她拉扯大的。”米拉麦克斯的一位前员工说。温氏兄弟与父母的关系可谓一言难尽。据童年时代的朋友艾伦·布鲁尔说，米丽娅姆是一个严厉、好斗、进取心很强的犹太母亲。温氏兄弟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把儿子跟邻居家的小孩比较：“怎么戴维得了A而你没有呢？”或者，“噢，你没有时间做家庭作业吗？米格怎么有时间呢？”哈维常常管她叫“波特诺妈妈”。温氏兄弟是在一个由电工联合会盖的，紧挨着皇后学院，名叫Elechester小区的一栋大楼里长大的。布鲁尔第一次遇见哈维是在1964年皇家植物园（Kem Gardens）的坎贝尔218高中，在他看来，米丽娅姆那种无情的看护最终诱发哈维萌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布鲁尔在谈到1990年代后期梦工厂（Dream Works）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时，用一种诙谐的口吻说：“我看到她给他打电话时这样说：‘梦工厂的那些人算什么。他们怎么做得比你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母亲难道更称职吗？如果多给你一些激励，你也能行。’所有这些都刺激着哈维、挑战他要证明：‘我最出色，我是老大。’”
他们的父亲马克斯是一个珠宝雕刻匠，曾在曼哈顿的珠宝行工作过。在这两个男孩的朋友眼中，米丽娅姆是主事之人，她制订规则，恫吓丈夫。两个孩子跟马克斯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说：“你的妈妈，别怕她。”据布鲁尔说，这包含着对米丽娅姆的轻蔑，而孩子们则认为马克斯很酷。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而且用自己的失败经历来激励他们。又据布鲁尔说，他们从父母身边学到的教训是：“别像我们这样窝囊，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不行，别让任何人拦你的路，如果有人拦了路就搞掉他们。”两个孩子显然把这些话都牢记在心。他们牢记在心里的另一个教诲就是必须自己闯世界。
马克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驻扎在开罗。敌对状态结束后，他仍然留在那里，跟巴勒斯坦的地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工作。哈维长大后研究了利昂·尤利斯（Leon Uris）的一些长篇小说。大屠杀故事把犹太人一律描述成受害者，被放进运送牲畜的车里，这让他感到耻辱。他所认同的犹太人应该把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击退了一支阿拉伯大军的进攻，建立了以色列国。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如果不能当教授、律师、医生，就应该当一名人民的战士。你要很坚强。你也可以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那样。”他很喜欢那部由黑名单上的编剧多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1950年代受“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之一，后逃往墨西哥——中文版编者注）改编自尤利斯的《出埃及记》（Exodus）的影片。“特朗博最伟大的主题就是少数人对付强权。”他说，“这是我一生的主题：你能够战胜强权。你可以跟大佬对抗，你最终会获胜。”成年后，他喜欢说：“我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犹太人。我要当那种犹太人，会说‘我要打趴你，杀了你，你这狗娘养的’。”对温氏兄弟最贴切的注释，打个比方说，也许是李安的《绿巨人》（The Hulk）和里奇·科恩（Rich Cohen）献给纽约犹太帮的抒情长诗《坚强的犹太人》（Tough Jews）。他们是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而不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如果让温斯坦兄弟早生75年，他们也许会是海斯汀大道（Haseltine Avenue）上走私威士忌的人，或者跟杀手联盟的头目路易斯·赖普克（Louis Lepke）坐在一起玩牌的走卒。
《丑闻》的成功和其他刚取得收获的并没有使温氏兄弟的脾气有所改观。兄弟俩的火暴脾气依然如故，依然像骂人的恶魔，当众侮辱人的精湛技艺已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们经常当着同事的面谩骂其他员工。1991年开始参与后期制作事务的斯图尔特·伯金说：“米拉麦克斯是以恐吓的手段经营的。他们喜欢威胁别人，总是吐沫飞溅地大喊大叫。”曾在米拉麦克斯做了3年市场协调负责人的艾米·哈特（Amy Hart）说：“人人都说他们是恶魔，这话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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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永远与温文尔雅无缘，他会从墙上一把扯下电话，冲着话筒吼叫。他经常摔门推翻桌子。只要手能够得着，任何东西都可能充当他的武器——烟灰缸、书本、录音机、摆在桌上的家庭像框，都可能砸向某个倒霉的主管，最后撞到玻璃墙门，玻璃像小花般碎了一地。其实，他从来都很少击中目标。这其实不过是一出残酷的作秀表演。最可笑的是，谁想逃离现场是要付出代价的，既来之，则安之。据哈特回忆：“我曾坐在会议室外面，目睹玻璃门在他的淫威下战栗。”有些员工偶尔会劝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别人呢？就算你不喜欢别人，你对别人好一些，会得到更多回报的。”他往往叹一口气说：“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克制不住自己。我试过，但这个坏脾气就是改不了。”
如果温氏兄弟喜欢你，那么米拉麦克斯的生活也会有大家庭感觉的一面。戴维·迪纳斯坦曾经在第101大街的上西区和阿姆斯特丹住过。那里有一个篮球场，就在这个楼群所在街区的对面。对鲍勃这样一个矮个犹太人来说他的篮球打得已经够漂亮的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玩一下，乘车到城外跟附近的黑人孩子去打比赛。哈维更喜欢垒球，但他不像鲍勃，还算不上运动员，仅仅是喜欢享受一番在击球手和代跑者之间转换的过程。他经常带来指定的垒球击手。鲍勃和哈维喜欢各做一方的领队，两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鲍勃曾给一个参加垒球赛的员工悬赏，如果她打到第一垒就给100美元。她做到后，鲍勃果然兑现了承诺。有一次因为输了球，他把一个员工给开除了——那个倒霉的家伙看上去都快要哭了——但后来在下半场比赛后又重获聘用。
不过，即便对受宠的少数人而言，工作也并不像野餐那样轻松。“米拉麦克斯的企业文化是很残酷的。”时断时续为米拉麦克斯工作了好几年的现任ThinkFilm电影公司美国发行部的负责人、宣传员马克·乌尔曼（Mark Urman）说：“充满了攻击性。从来没有恒定的好标准，都是阶段性的。”温氏兄弟很欣赏默纳·查格纳德（Myrna Chagnard），她曾在小小的洛杉矶办事处工作了5年，是个别人碰不得的女强人，到头来连她也撑不住了。“我的神经都崩溃了。”她回忆道，“鲍勃说：‘你被解雇了！’这种压力我实在受不了，当我带上自己的东西下楼就要钻进小车时，鲍勃又打电话让我回来。我变得消瘦，情绪沮丧，这差点毁了我。我经常穿着工作服，在外面一待就是三四个月。我都快奄奄一息了。”当时在洛杉矶办事处的宣传员艾莉诺·若泽尼科夫（Eleanor Reznikoff）回忆道：“在那里工作就像拿火来烤你的脚一样难受。每个人都有过一段可怕的经历。每个人都害怕他们。我第一次跟哈维打交道是他乘飞机外出参加一个首映式。他一般在放映的那一天到达，那次他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我如果拿不到25张票你就别干了！’”
如果他们不喜欢你，那么在温氏兄弟地盘上的生活可能就像在地狱里一样。高大威猛的杰夫·罗斯（Jeff Rose）看着像是跟温氏兄弟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度受宠到像他们兄弟的小弟的地步，甚至哈维去看望临终的老祖母时都由他陪着（当然罗斯是在小车里等着）。“到头来，兄弟全反目成仇了。”他说，“有一年在戛纳哈维住的饭店里，我们要在早上7点开一个员工会议，我记得哈维还裹着毛巾，他说了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同意，他没有说‘嗨，你懂什么？我要按我的想法去做，因为我是老板’，而是在一张摆着早餐食品的桌子旁坐下，一把将桌上的东西推到我身上。”从那以后，罗斯做什么都不对劲了。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变得越来越消瘦和憔悴，最后明显地有些神经衰弱。他一直拒绝对此事�